李鸿章大力推动官督商办模式，借重买办的经验、资本，试图开创出一条强国之路。但买办终究有自己独立的一面，而李鸿章等大员始终延续的是以官制商的思维，双方难免会产生分歧。
对实业强国，唐廷枢、徐润不可谓不用心。1877年，唐廷枢根据招商局的经验，拟定了开平矿务局的招股模式，明确矿务局乃官督商办，所产煤铁由商人根据市价销售。他曾在1883年赴欧美考察时写道：“事事以利我国家、利我商民为务，而不为纸上凿空之谈。”但香山买办们实业强国的理想、官商融洽的局面，在挪用招商局款项后不再维持。
1883年秋，李鸿章命盛宣怀重回招商局。盛宣怀抓住机会，罗列了徐润在经营上的一系列问题，揭发其私下挪用局款，将徐润从轮船招商局驱逐。徐润亏欠局款银16万2000余两，交银7000余两，又以房地产契抵银14万数千两。徐润以上海的房产作抵，不想房价上涨，倒让招商局大赚了一把。其后，徐润被革去二品官衔，与李鸿章的关系也一落千丈，令其颇有卸磨杀驴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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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唐廷枢，盛宣怀也利用他挪用局款的问题大做文章，使其失去李鸿章的信任。挪款事件打破官商之间的平衡，导致李鸿章震怒，大骂：“唐、徐等阳奉阴违，往往自私自利，言之实堪痛恨。”1885年，李鸿章决定将唐廷枢调离招商局，另派其主持开平煤矿。唐廷枢离开轮船招商局后，全力经营开平矿务局。唐廷枢的哥哥唐茂枝积极支持乃弟的开平矿务。开平煤矿的开办资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唐茂枝的奔走筹集。唐茂枝17岁就在香港华人户籍司工作，可心中家国情怀充斥，处处维护华人的利益。1892年，时任开平矿务局总办的唐廷枢于天津逝世。李鸿章委派股东张翼担任矿务局总办。张翼并不懂近代企业的经营，又大力向国外洋行贷款，导致股权流失，至1900年，英国获得了开平矿务局的控制权。
1885年，李鸿章任命盛宣怀为招商局督办，全面接管轮船招商局事务。盛宣怀接手时，早先的商股基本上退出，招商局的股份结构变为官方为主，管理者也基本是具有官僚背景者，此时官督商办格局已经难以维持。
唐廷枢、徐润退出招商局，明面上是因为挪款事件，实质上是因为官商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对招商局，唐、徐二人主张在经营中一切要遵守市场规则，权力不可干涉。而招商局自设立之日起，从业务运营、企业资本、人事任命到政府补贴，无不受到权力的影响。
在当权者眼中，招商局是服务于权力的一块肥肉，将招商局归为国有的动议从未停息。以挪款为契机，官方将唐、徐驱逐，进而控制招商局，改为官办。唐、徐被逐四年后，李鸿章云：“中西情形不同，未便悉仿西法。从前唐、徐屡言不要官问，究不可靠。”一语说出其中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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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办不如商办乃是事实，但洋务企业交由商办也是弊端多多。光绪十二年（1886），李鸿章抱怨招商局成立十余年来，不但本息不增，所欠官款洋债日益增加。“所谓利权，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于中饱之员绅，如唐廷枢、朱其昂之被参于前，徐润、张鸿禄之败露于后。”
官办企业不能见效，因为企业受到政局的影响，朝令夕改，办理之官员钻营奔走，逢迎献媚。但实行官督商办，商人往往摇身一变，成为红顶花翎之巨商，大都为“二品衔补道”，所施行的又是官场一套，以此打通政商，沆瀣一气，挪移款项，充作私用，最终还是换汤不换药。
轮船招商局之外，其他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也出现了问题，尤以上海机器织布局最为明显。自从五口通商后，英国所产机器织布大量涌入中国，极大冲击中国国内市场。在华的西方商人，更是积极筹集股份，试图在华设立机器织布厂，占领中国市场。1874年，李鸿章就指出，英国呢布在中国每年售银3000余万两，抢走了大量中国工匠的收入。为了确保中国之利，应对洋布冲击，时人郑观应曾提出“自织洋布，以与之抗衡”。
1878年，彭汝琮向李鸿章建议设立机器织布局，李鸿章也希望“扩利源而敌洋产”。1879年，织布局开始筹办，由彭汝琮作为官方代表担任总办，郑观应担任会办。但在实际经营中，彭汝琮独断专行，郑观应根本没有发言权，遂与其邀请来的其他买办一起退出织布局。织布局无法吸纳资金，李鸿章将彭汝琮驱逐，再请郑观应、经元善入局，以商业力量经营，戴恒、龚寿图作为官方代表监督。
郑观应担任太古洋行总买办的同时，兼任轮船招商局帮办、机器织布局会办、上海电报局总办等职位。他对于官商合作没有唐廷枢那般乐观。在他看来，与太古洋行合作是契约关系，不必担心意外；与清廷合作，实是与虎狼共舞，不知何时事发，身家性命尚且难保。
不过在创办织布局时，郑观应还是全心投入。织布局的股份，由郑观应所募集来的为数最多。他未雨绸缪，为确保织布局开办之后能应对洋布挑战，特意争取到了十年的专营权。织布局的办公经费、房租餐费等都很紧张，郑观应自掏腰包，垫付万余两。李鸿章知道后，夸奖他性情谨厚：“其与人为谋之忠亦可敬矣。”
1883年，郑观应订购的机器抵达上海。就在此年，上海金融风暴爆发，官商关系恶化，郑观应挪用股本事发，机器织布局交由经元善经营。1887年，龚寿图兄弟接手，侵吞了三成商股，导致织布局亏空严重。此后李鸿章换马建忠经营，又不成功，遂命无锡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接手。杨氏兄弟与李鸿章关系密切，属北洋官僚系统，此后李鸿章便不再假手买办经营织布局。
机器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其创设工作耗费了漫长时间，直至1890年才部分投产。1893年，织布局全部焚毁，此后由盛宣怀接手，他排斥杨氏兄弟，将织布局改组为华盛纺织总厂。织布局的股本也发生变化，北洋系官僚占据了主导权，从所谓官督商办变为全面官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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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扶持，有过官商合作的蜜月期，但清廷对新式企业的态度是强调国家控制，商业服从权力。至甲午战争后，清廷才鼓励民间商办，设立商务局，开设通商银行，扶持民营企业。
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等买办对李鸿章等洋务派最初抱有希望，希望通过官方扶持，得到保护。但在创办织布局的过程中，郑观应亲自体验到了“官督商办”的本质依然是官主商辅，官为刀俎，商为鱼肉。他在诗中抱怨：“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华商因此不及人，为丛驱爵成怨府。”
郑观应对官督商办持失望态度，进而主张铁路、轮船、纺织、制造等企业，“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只是这一切的实行，在当时却是遥遥无期。
“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李鸿章如是说。可商业力量的成长，民生的改进，不是单纯的“官督商办”就可以达成。在洋务运动中，清廷没有保护商业资本的意识，反而无节制地侵吞商业资本。以买办为首的新型商业力量，怀着商战强国的梦想，结果却遭到了权力的限制和压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举步维艰。
同时，在创办洋务企业的过程中，官督商办表面上达成“官商一体”，可相关的商法、规章制度没有确立，产权、股权得不到保证，政策缺乏持续性与稳定性。商人入股，企业办好后，成为官方随时可以夺取的肥肉，如郑观应所云：“股商远虑他日办好，恐为官夺。”1899年，轮船招商局被要求每年报效14万两，清廷从轮船招商局共获得报效162余万两。其他新式企业，如电报局、开平煤矿等也被要求向朝廷报效。
晚清时期，权力垄断了一切，所有大型生产活动必须经过官方的许可，处于官方的监督下，新式企业要处理好与官方的关系才能生存，才能得到艰难的发展。至于市场发展所需要的财产保护、言论自由、法律保障等，更是严重匮乏。与权力的紧密结合，使新式企业只能局限在官方所要求的领域，且必须在官方监督之下，服务官方的需求。于是市场的自由空间受限，在生产活动中以大规模商业化运用为特征的工业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起来。
官督商办如同一个陷阱，实力雄厚的买办深受其害。后来买办们小心翼翼，逐渐摆脱官督，只求商办。如买办朱志尧随马相伯赴美、法等国考察后，发出感慨：“机器者，真为国家命脉也。”1902年，朱志尧筹集资本，进口各类机器，创办“求新机器厂”。1906年，朱志尧筹资十万两，将上海南市电灯厂改为商办，更名为内地电灯公司。他还创办了榨油厂、轮船公司、纱厂、面粉厂、碾米厂等系列企业，都是利用外商银行的资本独立商办。平和洋行买办朱葆三则一手创办了覆盖金融、交通运输、矿业、日用等领域的商业集团。
作为行商继承者的买办，完成了近代转型，创办了一批新式企业，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转移，获得大发展。而原先财力最为雄厚的徽商、晋商却未能转型，最终被淘汰。客观而论，买办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前行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买办的地位并不高，当时及后世的社会风评也非常糟糕。早期买办大多数出身低微，如1858年创办甘章船厂的广东买办郭松（Kwokheong），早年曾干过海盗营生。小说《发财秘诀》中的买办蔡以善，就被描述为阉猪出身的粗人。最为奇特的是广东人刘丽川，他曾在旗昌洋行任买办、通事，后来却成为小刀会的首领。刘丽川发动起义后的对手，捐官而任上海道台的同乡吴健彰，则是宝顺洋行买办出身。吴健彰被小刀会擒获后，出于乡谊，刘丽川将他暗中释放。
原先买办居中贸易，服务洋商，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被视为洋商的走狗。当时国人对买办普遍持鄙夷态度，将之与娼妓、流氓归为一类，视为最为卑鄙无耻之徒。各种负面评价充斥于社会之中，乃至形成仇恨、鄙夷买办的浪潮。买办被描述为“糜烂腐朽、荒淫无耻的恶棍”。“洋奴买办们的发财秘诀，概言之有以下二条：一曰狠，狠到丧尽天良。二曰钻，曲意崇洋媚敌，丧失人格国格。”连对西方有较多了解，眼界宽广的王韬，也不肯将女儿嫁给姚姓买办，认为其人“美其名曰买办，实则服役”。
李鸿章虽然借重买办的才能和力量，但骨子里还是瞧不起买办。他认为买办主要是两种人：一是广东、宁波商帮子弟，平日里佻达游闲，只有学习外语，走通事一途。另一种则是英法等国设立的义学学生。这种学校招收贫苦人家子弟，教授语言，于是大多沾染洋人习气，信仰洋教。“两种人者，类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左宗棠曾经斥责买办杨坊，“以市侩依附洋商致富”。相较于前身行商，买办在近代中国更招人痛恨，这是一系列因素作用的结果。
其一，近代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国民的民族情绪高涨，特别是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之后。而买办阶层依附洋商，通过对外贸易获得大量财富，引发了国人的强烈不满。
其二，中国传统社会对商人一直持鄙视态度。虽然清代官方也重视商业，但是商人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洋务运动中虽出现官督商办模式，对买办力量有所借重，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买办的地位。他们仍要通过捐输获得官衔，提高地位。但获得官衔或者官职，并不能带来身份上根本性的转变，且他们借助财富进入仕途，又会引发新的不满和嫉恨。小说《文明小史》中，洋行买办王淹卿死后，其妻不愿儿子学习洋文，训斥道：“那劳什子的洋文读它做甚，据为娘的意见，不如请个先生家里来，教你读中国文。你叔叔也是翰林，你将来考中，和叔叔一样，何等体面。”
第三，买办阶层获得巨量的财富，过上了奢侈的生活，这一切又让当时处于内忧外患中的国人产生极大不满。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下，形成了全民性普遍痛恨、厌恶、仇视买办的心理，买办被彻底污名化。
当然，买办在处理政商关系时尚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与中国传统的商人力量截然不同，买办是一种全新的、独特的存在，它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巨变的产物。买办的出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一些变革。晚清中国产生很多所谓“不妥章法”，这些“不妥章法”是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产物。买办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不能由于买办遭人嫉恨，就否定它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推动作用。
与买办阶层类似，在后世存有非议的人物，还有盛宣怀。
【摘自：《政商现形记：清朝的权力、贸易与商帮》作者/袁灿兴 岳麓书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