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城楼上，那幅人们熟悉的巨型画像，似乎永远以坚毅的目光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然而，在1974年的一天，画像中的主人公——毛主席，乘坐汽车缓行经过天安门时，却对着自己的画像发出了长长的叹息：“我真是太可怜了。”身边秘书张玉凤起初以为是玩笑，可当她回望，发现主席依旧神情凝重，才逐渐领悟到这句“可怜”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无奈与原则。
人民之子，拒绝高悬
毛主席的一生，都在践行与人民同在的理念。他从不搞特殊，拒绝享受高于普通百姓的待遇。回溯革命岁月，在陕北时，他会和乡亲们一道下地农作，关心庄稼旱情如同自家事。生活上更是简朴到极致，抗战时期香烟紧缺，他就用写过字的废纸卷烟丝来抽，与老乡无异。
延安时期，萧劲光将军曾惊奇发现毛主席早上还在床上批阅文件，一问才知他仅有一件棉裤，恰好被江青拿去洗了，还没干。炊事班为他特意炒了盘鸡蛋，也被他训斥，要求把鸡蛋送给伤员，自己只吃普通饭菜。他反复强调“不能搞特殊”，坚信“共产党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绝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正因这份根植于心的信念，他对个人形象被过度神化，始终心存抵触。
画像几经更迭，主席心有不甘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自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的元宵节，即2月12日首次悬挂起，便成为了一个标志。起初，毛主席本人对挂画像一事并不情愿，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反复劝说下才勉强同意。到了开国大典筹备期间，中央一致决定要挂巨幅画像，周恩来总理特意安排摄影师为毛主席拍摄正面照，但毛主席最终却选中了一张与革命烈士朱瑞的合影，其中他面带自然的笑容，更多是出于对牺牲战友的缅怀。
画像此后数次更换，原因不外乎风吹日晒导致的褪色，以及时代审美风格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8月后，出于群众的深厚敬意，画像便持续悬挂至今，仅在国庆前夕进行例行更替。期间曾出现第7版画像因侧脸、眼神向上而被群众认为“偏听偏信”引发不满。画师才意识到，他们从6米高梯子上作画时主席眼神是平视自己，但从地面仰望，眼神便显得高远。此后，第8版画像于1967年元旦挂上，画师吸取经验，最终达到了无论从广场何处看，毛主席都似在注视着人们的效果，连他的女儿李讷也曾感谢画师，并转达主席本人对这一版画像的喜爱，称其“亲自圈定”。但这喜爱，显然是因画像更“贴近人民”，而非彰显个人权威。
坚决反对，不止一幅画
毛主席对“个人崇拜”的抵制，远不止天安门那幅画像。他曾要求警卫员摘下宿舍里挂着的他的画像，并对助手说，连人民大会堂的画像也应摘掉，“他们都回家睡大觉了，我却还要在那受冻”。这戏谑之言，透露的是他对于这种形式主义的厌恶。
1950年5月11日，面对沈阳市政府计划铸造他铜像的请示，毛主席严词拒绝，批示“此举只有讽刺意义”，仅允许修建纪念塔，并要求相关部门通报批评这种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行为。同年9月，当听说湖南省政府要出资修缮他韶山老家的房子和道路时，他立即致电省委书记和省政府主席，明确指示若仅因是他的家乡便修建，必须立即停止，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在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上，他亲自修改中央宣传部新闻稿中的“最高指示”为“指导方向”，并禁止在各部门文件中出现“最高”、“最活”、“顶峰”等溢美之词。1970年，面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关于中国个人崇拜的提问，毛主席直言自己“一直是非常讨厌个人崇拜的”，认为“教员就够了”，反感“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等称号。他谦逊地表示自己并非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人而非神，在党务工作中也会犯错，强调过度宣扬“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绝对”化会阻碍发展。
结语
1974年，当毛主席再次望向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那句“我真是太可怜了”便不再是简单的玩笑。它凝聚着他数十年如一日反对个人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坚持，是面对汹涌而来的个人崇拜浪潮却无力彻底扭转的深沉叹息。画像中的他，被万民敬仰，但画像外的他，却始终渴望回归一个普通教员的身份，与人民同甘共苦。这份“可怜”，恰恰折射出一位伟大领袖将人民置于一切之上的朴素初心与终身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