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曾显赫一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北平和平解放后，竟被委以新中国水利部长的重任。这桩任命，在1949年的秋天，像一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波澜。队伍内部的讨论和不解，围绕着一个尖锐的问题展开。
当时，地方和军队的同志们对此颇有微词。一些意见甚至变得非常尖锐，流传着“早革命不如晚革命，革命不如反革命”这样的说法。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归国，杨成武将军特意到山海关迎接。在专列上的会议室里，毛泽东提到了傅作义将军。
他直接向杨成武问道：“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对不对？”杨成武实事求是地回答说，确实听到过。
队伍里的杂音
傅作义被任命为水利部长时，内心也曾感到忐忑不安。他在北京饭店的走廊里对着镜子苦笑，觉得自己“拿枪杆子还行，拿图纸怕是要闹笑话”。
水利部大院里，原晋察冀的老干部李某蹲在台阶上抽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不满：“让国民党大官管治水？别把黄河水引到台湾去！”
这些言论直接反映了彼时一部分革命者的复杂心态。他们对曾经的对立方摇身一变，成为国家要员，感到难以接受。
高层智谋与信任
实际上，早在北平和平解放前，毛泽东就已展露出超乎常人的统战远见。1949年2月，在西柏坡的炭火盆旁，毛泽东就曾以“遇水则兴”的典故，巧妙地为傅作义指明了未来的方向。
他将此水解读为“人民群众”，这番机锋彻底打消了傅作义心中的疑虑。毛泽东的洞察力，远超寻常。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作义在勤政殿见到周恩来。周总理递过来的茶杯里飘着山西老陈醋。这个细节让他喉头一紧。
周总理仿佛看透他的心思，温和地说：“听说宜生兄每餐必佐醋，不知道我们供应的合不合口味？”这种春风化雨的统战智慧，让他彻底卸下了防备。
毛泽东在1949年秋任命后两个月，于香山会议上更直接肯定了傅作义。他说：“你修过的河堤比某些人打的胜仗还多。”这句话彻底打消了傅作义的忐忑。
水利部最初的权力架空情况也很快得到纠正。总务科长曾拿着采购单让副部长签字，这事传到中南海后，周总理直接指示，所有文件必须傅部长签字。
毛泽东对傅作义的工作也给予了高度肯定。据说，傅作义批改的《荆江分洪计划》，毛主席特意用红铅笔在扉页批了“甚好”二字。
毛泽东在与杨成武的谈话中，进一步阐明了他的用人理念。他将新中国比作一座宏伟的大厦，强调大厦内部不能空空洞洞，必须有很多陈设。
他指出，有些人只想要自己的陈设，不要别人的。这种比喻，深刻地揭示了兼容并包、广纳贤才的治国方略。
实干家的担当
傅作义对于水利事业，并非一个门外汉。要说他与水利的渊源，得回溯到1939年的绥西屯垦。当时，他顶着“剿共”的压力，带着35军官兵在五原开渠引黄。
士兵们白天挖土方，晚上学《论持久战》，参谋长董其武曾嘀咕“我们这是要改行当泥瓦匠？”傅作义却拎着马鞭敲打田埂：“没有粮食，拿什么打日本人！”
傅作义的“投名状”也极为彻底。北平和平改编时，他主动交出了二十万守军的军需清单，连美军援助的磺胺库存都精确到片。
他甚至叫来绥远旧部董其武，严厉警告：“你要敢阳奉阴违，我亲自带兵剿你！”这种近乎刮骨疗毒式的忠诚，成为了他获得信任的底气。
面对水利部内外的质疑，傅作义没有过多争辩。当有传言说他“别把黄河水引到台湾去”时，他只是在办公室转了三圈，随即抓起电话要通山东河务局。
他指出：“你们报上来的汛期预案我看过了，第三项导流方案得改！”接电话的小年轻后来才知道，这位部长早把黄河故道摸得门清，以专业服人。
1950年，淮河大水爆发。傅作义带着苏联专家团勘察时，当地老农跪在泥水里哭诉。他二话不说跳进齐腰深的洪水，拄着竹竿测量流速。
随行的苏联水利专家奥加林后来在日记里写道：“这个中国部长裤腿上的泥浆，比我们的测量仪更有说服力。”这展现了他的实干精神和责任感。
傅作义的办公室里有“三件宝”：黄泛区土壤样本、阎锡山送的铜镇纸、毛主席亲批的文件箱。他曾指着文件箱对来访的梁思成说：“这里头装的不是红头文件，是老百姓的身家性命。”
这种近乎执拗的责任感，伴随了他整个治水生涯。1963年，在海河治理现场，傅作义因劳累过度晕倒，手里还紧紧攥着子牙新河的设计图。
功过自评
傅作义在水利部长任上干了二十三年。1974年，他在病逝前，仍拉着主治医生的手，念叨着“三门峡...泥沙...”。
追悼会上，那些当年曾骂他“国民党余孽”的老部下们，抬着花圈，上面写着“治水将军”。历史，最终给出了最公正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