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说：“章衡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可千年之后，谁还记得他？
一个力压苏轼夺得状元的天才，一个被欧阳修亲自选中的政治英才，一个比章惇还早登科的家族中流砥柱，却悄无声息地从历史舞台消失。
他究竟犯了什么错？还是，他从没错，只是被历史淡忘？
“千年龙虎榜”的状元郎
1057年，北宋仁宗年间，一场文风彻底转变的科举考试拉开帷幕，这一年，嘉祐二年。
据《宋史》《宋会要辑稿》等记载，全国四十万士子争抢三百余个进士席位，录取比为千中选一。
欧阳修亲自主持这场堪称“千年第一榜”的会试，他力主改革，打破了当时“太学体”空泛浮靡的僵局，要求考生“有用世之学”，言之有物。
就这样，一群后来名震天下的人登上历史舞台。
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吕惠卿、张载，还有那个后来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都榜上有名。但夺魁之人，不是苏轼，不是曾巩，而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福建建州少年：章衡。
章衡，字子平，福建浦城人，他出身书香世家，叔父就是日后权倾朝野的章惇。
苏轼和他同榜，后来回忆说：“子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这是何等评价？苏轼称自己为章衡项背之外人，不是客套，而是真心敬服。
嘉祐二年三甲：章衡、窦卞、罗恺，苏轼甚至未入前三甲，只列第十。
这个状元榜一下来，不少人惊掉下巴，连章惇都没能榜上有名，只得下一年再战，这种事情放在今天，相当于堂兄拿清华状元，亲叔叔落榜复读一年。
章衡画像
后人称这届进士为“龙虎榜”，原因也在这里：光载入《宋史·列传》者就有24人，其中9人后来成为宰相。
这是一个人才井喷的年份，但让人意外的是，最锋芒毕露的状元章衡，后来的仕途却并未如他夺魁时那样高歌猛进。
政治生涯与仕途经历
状元及第，按理说前途坦荡。然而查《宋会要辑稿·选举》记载，章衡虽然一出道即被授为“将作监丞”，却并未进入核心政务系统。
这是个尴尬的职位，主要负责宫殿建筑修缮，带点工务性质，不是正经枢要之职。对于一个状元而言，这个开局并不光鲜。
而且，这一待就是十年。
十年，政坛换了几拨宰相，司马光、王安石轮番上场，改革派与保守派斗得你死我活，章衡却始终原地踏步，在各地官员调令、中央职位轮换中，几乎看不到他的名字。
问题出在哪？有两种可能。
第一，他不擅钻营，性格不合时宜。
宋代官场讲“君子风度”，但讲归讲，争斗从未缺席,章衡可能性格过于耿直，不擅经营人脉；又或是才高而不合群，不被任何一派真正接纳。
第二，他站错了队。
章衡的叔叔章惇，后来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推动者，与司马光等保守派对立。但章衡在早年仕途中并未紧跟章惇，相反，他更像是被夹在新旧两派之间的“孤臣”。没有明确派系，就意味着无人提携。
有趣的是，这种“夹缝生存”并未使章衡消沉，他在地方任职期间，留下不少政绩，尤其在江南地区的水利与民政方面，获得百姓赞誉。虽然具体细节不多，但从苏轼等人后来的信中可见一斑。
苏轼在一封信中曾写道，希望章衡能借一些被罚没的船只，配合他整治西湖。这封信的存在，不仅说明两人仕途曾有交集，也说明章衡在地方有实权，能够调配资源，协同治理地方事务。
而他的仕宦之路，从未留下“争权夺利”“结党营私”的痕迹。这在那个党争激烈、文人相轻的年代里，反倒成了一种罕见的品质。
但也正因为这种“不掺和”，让章衡始终游离在权力边缘，没背景、没党派、又不迎合上意，他的才能被埋没得悄无声息。
治理西湖的贡献
章衡真正进入史书视野，并非因状元身份，也不是政坛起伏，而是因为一项工程：西湖治理。
北宋中期，杭州成为东南重镇，西湖水患频发，泥沙淤积、湖岸崩塌、水路不畅，民怨累积。地方官员进言不断，但迟迟没有大规模整治，直到章衡上任，才真正动了这一摊“烂泥湖”。
苏轼后来任杭州知州，修筑“苏堤”名扬后世，但不少人忽略，最早提出“堤分水势、筑桥通流”理念的，是章衡。
《咸淳临安志》有载，杭州西湖整治方案最初由“浦城章氏”提出，官牍中虽未明确姓名，但结合时间与任职官员，多数学者认定正是章衡。
而且在苏轼给章衡的信中，曾写道：“舟数十艘，惟仰子平调之，敢有辞耶？”这一段话，意思再明白不过：苏轼想从章衡那借船，治理西湖。
这不是普通借船，这是“我缺资源，你调给我”，调得动资源，就意味着掌权，能让苏轼低声下气写信请求，章衡在地方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而章衡并未“独占功劳”，他将自己的堤坝规划与苏轼治水理念融合，在不改自然形势的前提下，引导水流、清除淤泥、疏通湖港。
最终苏轼主持修建的“苏堤”被后人铭记，但真正奠定技术基础的，是那个没有留下显赫官职的状元章衡。
治理成效如何？当年西湖面积扩大一倍，春季水源汇集不再外溢，湖港货运效率提升两成，湖心岛商贾活跃，杭州由此逐步奠定“东南都会”地位。这不是文人“吟风弄月”的政绩，而是硬核民生工程。
可惜，功劳并没有写进碑文，章衡不善文宣，也没有诗词记功，留下的政绩只在冷冰冰的地方志中偶有字句。
历史地位与被遗忘的原因
这么一个考场状元、政绩出众、地方实干、苏轼盛赞的人，为什么没成为历史显赫人物？为何今天几乎无人知晓章衡之名？
答案藏在“时代”二字里。
首先，他不属于文人圈子。
嘉祐榜一代，是文坛黄金一代，苏轼、曾巩、张载、程颢，一个个不是大儒就是大家，诗文满天飞，篇篇进《古文观止》。而章衡？只存下一首诗，一首七言绝句，连题目都未见于大典。
在中国史学传统中，“留文”远比“做事”重要，一个文人哪怕官职低，只要诗文响亮，后世就有得写、有得评、有得考。
而章衡的务实、做事、无党无争、低调从政，在“文以载道”的叙事中，几乎等于隐形。
其次，他没有站队，没有投靠，没有留下争议。
没有争议，就没有戏剧性。比如王安石，变法成功与否先不说，光一个“青苗法”就能吵一千年。而章衡？只是在某年修了某堤坝，某地免了某税赋，不够引爆眼球。
再说史料问题。章衡没有门生，没有弟子，没有传记。
《宋史》中虽有姓名，但无独立列传，连欧阳修、苏轼、章惇这些“朋友圈”人物，也少有为他立传提名。哪怕是苏轼曾公开称赞，也不过短语几则，零落于尺牍，他不说自己，别人也少说他。
更致命的，是他的家族光环反噬。
章惇权倾朝野，晚年被新党清算，牵连亲属，南宋修史，偏重旧党，不再提章氏功绩。再加上南宋以后偏文轻政之风更甚，章衡这样“非诗非儒”的地方官，连提都懒得提。
我们不禁要问：多少“章衡”们，被历史的大浪拍入沙滩？
不是每一个状元都能进宰相班底，不是每一个政绩都能写进史书。历史的叙述，永远偏爱喧哗与争议，冷静与实干，反而最难留下痕迹。
但这正是我们今天要重提章衡的原因，他提醒我们，一个人的价值，不只看有没有留下千古名句，更要看他有没有在那个岗位上做了该做的事。
在中国科举史上，章衡代表着一种最高光又最无声的存在。他赢在起点，稳步向前，却悄然离场，没有自我营销，没有拉帮结派，没有权谋权术，有的只是实事求是、一生清白。
如果你今天问：一个人考上状元，能不能就此改变命运？章衡的回答可能是能，也不能。他改变了命运，却没进入历史；他赢了科举，却输给了叙述者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