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碧海
1999年6月1日，怀着探访历史、探寻真相的浓厚兴趣，我敲响了当时已年届八十五岁高龄的王秉璋将军府邸的门铃。自那以后，笔者对王老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深入系列访谈。在这场马拉松式的访谈中，老将军凭借着不屈的意志，一边与病魔抗争，一边坐在轮椅上，深情回忆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宁都暴动时，王秉璋带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楼去
王秉璋，生于1914年，祖籍河南省安阳县。1929年秋季，15岁的王秉璋成功考入冯玉祥所创办的西北军无线电学校。翌年四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战败退隐，其残部随后被蒋介石收编。无线电学校随之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通信营，不久后又转型为学兵连。1931年初，蒋介石将二十六路军调往江西，执行对红军的“围剿”任务。“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抗日救亡的狂潮。然而，二十六路军官兵北上的抗日请愿遭遇了蒋介石的阻挠，加之在与红军的交战中遭受重创，军心因而动摇，这为宁都暴动的爆发埋下了伏线。同年十月，时任学兵连副班长的王秉璋，被调至第七十四旅旅部，担任旅长季振同的传令兵。第七十四旅驻防宁都县城，负责城防任务。季振同，作为冯玉祥的亲信将领，在西北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起义之前，季振同与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三人常在宁都城外的一个小山头上密谈，王秉璋作为季振同的贴身卫士在山头上担任警戒。季振同经常派王秉璋向董振堂传递密信。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召集二十六路军的团以上主官举行宴会，准备逮捕不同意起义的军官。宴会在城东的耶稣堂举行，军官们在楼上赴宴，他们带来的传令兵在楼下开席。席间，王秉璋率领七十四旅的18名传令兵将楼下吃席的传令兵统统缴械，整个行动干净利落。随后，王秉璋又带领传令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二楼，大喊：“红军来攻了！”宴会现场顿时陷入混乱。王秉璋等人趁机保护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以及七十四旅的两名团长撤离现场。随后，七十四旅一团三营营长严图阁率兵准时抵达，将剩余的军官悉数捆绑。季振同、赵博生和董振堂随即指挥部队发动起义。此即为著名的宁都暴动，二十六路军共计1.7万人转投红军。起义部队被改编为红五军团，季振同担任军团长，董振堂担任副军团长，赵博生担任参谋长。而王秉璋则被晋升为军团部传令兵班的班长。
1932年二月，季振同卸任，前往福建长汀休养，期间军团长一职暂由董振堂接任。王秉璋在起义中所展现的卓越才能，赢得了董振堂的青睐，他迅速将王秉璋晋升为军团部通信队的队长。
王秉璋在红军队伍中迅速崛起，历经担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司令部参谋、补充团团长、教导营副营长、红一军团司令部军事教育科代理科长以及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等职务，并随中央红军一同踏上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之旅。
山洪挡住了去路，徐海东和王秉璋错过了平型关战役，可是人们却认为王秉璋参加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3个师。一一五师领导成员分别为：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以及政训处主任罗荣桓。该师的司令部是在红一军团司令部的基础上成立的，王秉璋因此被任命为一一五师作战科的科长。
在举行三原誓师的翌日，一一五师即刻踏上抗击日军的战场。林彪、聂荣臻因出席洛川会议而未能随军出发，故一一五师由陈光与罗荣桓指挥，他们从禹门渡口跨过黄河，抵达韩城县芝川镇。王秉璋以“八路军运输司令”的身份，前往侯马车站与阎锡山的代表进行洽谈，旨在解决铁路运输的问题。面对日军肆虐的形势，阎锡山深感局势紧迫，迫切希望八路军迅速奔赴前线，因此谈判过程进行得颇为顺利。全师一万余官兵于侯马车站登车，沿着同蒲铁路北上，直至太原，再转乘至原平下站。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与王秉璋共同乘坐了最后一列车。他们在五台县下车后，选择了一处歇息。次日上午，一场大雨突如其来，山洪涌动，阻断了两人的去路。由于对即将爆发的平型关战役一无所知，徐海东和王秉璋决定再停留一晚。不料，这一决策使得他们与9月25日震惊世界的平型关大捷失之交臂。
王秉璋于九月二十六日抵达平型关，并未参与九月二十五日的战斗。然而，由于数张记录平型关战役的历史照片中均出现了他的身影，众人误以为他也参与了那场战斗。这些照片，作为见证平型关大捷的宝贵史料，早已广为人知。往日的宣传曾称这些照片为战斗现场的真实记录，然而，在整理王老的回忆录过程中，王老一再强调需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真实地还原这段历史。
王秉璋赶到师部后，向林彪、聂荣臻报到，并简要汇报了与阎锡山方面代表交涉车运的经过。不久，国民党《扫荡报》的记者得知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便带着电影摄影机要来拍新闻纪录片。林彪对《扫荡报》没好印象，说那是国民党最反动的复兴社办的报，不想接待。聂荣臻说：“当前开展统战工作，情形已与昔日迥异，宣传我军胜利实为好事一桩！”鉴于林彪与聂荣臻曾与王秉璋就车运问题有过交涉，具备与国民党方面打交道的相关经验，便决定派遣他前去接待那些记者。
王秉璋在向参谋长周昆及诸位参谋详细询问了9月25日的战斗详情后，随即前往迎接《扫荡报》的记者。他带领记者们前往战场实地，本欲让他们拍摄现场画面，然而由于战斗已告结束，记者们对拍摄现场的兴趣似乎并不浓厚。于是，他们转而要求林、聂等人前往当时战斗的师指挥所所在地，按照当时的情景，仿佛在拍摄一部电影般，让他们进行拍摄。林、聂二位便遵照记者们的请求抵达了现场。司令部内的一些年轻干部对此拍摄电影的行为感到新奇，纷纷前来围观。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记者们还捕捉了许多珍贵的照片。
在那个年代，摄影机难得一见，王秉璋便借此良机拍摄了几张照片，当时他并未意识到这些影像承载着怎样的历史价值。归队后，他恳请记者将底片冲洗成照片，记者即刻便完成了一套并交给了他。这套照片共计二十余张，记者离去后，王秉璋便将这些照片分发给相关当事人。然而，所拍摄的电影却始终未能公之于众，或许是因为国民党当局禁止对八路军进行公开宣传。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套照片大部分遗失，仅存几幅。新中国成立后，相关部门搜集史料时，这几幅照片便作为那段战斗岁月的真实记录公开发表，恰巧这几张照片中都有王秉璋的身影。
１９３８年２月间，一一五师参谋长周昆到第二战区司令部开会，阎锡山发给一一五师６万元军费，这是国民党发给一一五师的最后一笔经费。会后，周昆将一个大信封交给警卫员，说：“这是一份重要文件，立即返回单位交给王科长。”警卫员将信封装给王秉璋，王秉璋拆开一看，里面并非文件，而是三万元现金。周昆携带着剩余的三万元现金悄然离去。周昆是秋收起义后首批上井冈山的老干部，曾担任红八军团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要职。他的突然逃离，一直是个未解之谜。若说他贪婪，只是带走了经费的一半；若说他变质，又没有叛变的事实。解放后，组织对周昆进行了调查，他在湖南平江的老家接受审查，最终确认他没有参与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反革命行为。
周昆逃逸之后，一一五师参谋长的职位一直悬而未决。1938年3月8日，八路军总部正式任命王秉璋担任参谋处处长，自是司令部日常工作便由他掌舵，实则已代行参谋长的职责。
1938年3月2日的拂晓时分，一一五师途径隰县北部的千家庄，林彪身先士卒走在队伍的最前方。不料，晋军的哨兵将他们误认为是日军骑兵，慌乱中开枪，不幸射中了林彪。林彪中弹后从马背上坠落，王秉璋立刻跃下马来，将他紧紧抱住。林彪的伤势颇为严重，经过紧急的救治后，当天便被迅速送往延安接受治疗。
林彪受伤的当天，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致电罗荣桓：“林之职务由你暂代。”但是，在军委电报发出之前，十八集团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的电报已经发出了，朱、彭任命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为代师长。
1939年3月1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率领六八六团抵达山东。中共中央北方局随即下令组建鲁西军政委员会，成员包括陈光、罗荣桓、王秉璋、黄励、张霖之、赵博、朱则民等七位同志。当日军得知“平型关的八路军老将降临”的消息后，迅速发起了九路围攻。一一五师师部与六八六团等部队在陆房地区陷入敌人重围，王秉璋协助陈光指挥部队与敌激战，最终成功突围。战后，王秉璋与政治部副主任黄励带领师直属大部分人员组建“东进支队”，前往鲁南地区。同年冬季，王秉璋率领特务营两个连队前往郯城县码头镇，支援遭受国民党顽固派攻击的地方独立营。他率领部队在夜幕下穿越结着薄冰的沂河，悄无声息地潜入镇子，全歼了敌军一个营，随后又在镇外设伏，伏击前来增援的顽军。两次战斗共计消灭顽军600余人，而我方仅伤亡3人。
1940年秋季，一一五师于桃峪举办了高级干部会议。此次会议由罗荣桓同志主持，肖华、杨勇、王秉璋依次就冀鲁边、鲁西以及鲁南地区的工作进行了详尽的汇报。会议结束后，王秉璋同志被任命为鲁西军区司令员，并兼任教导第三旅（即三四三旅）的副旅长职务。
王秉璋运用交通壕近迫作业的攻坚战术，仅以超过百人的轻微伤亡为代价，便取得了歼灭近万名敌军的辉煌战果。
1941年2月，王秉璋到达鲁西，教三旅旅长杨勇让他负责部队的训练工作。当时，部队发展很快，但新部队缺乏训练。虽然教三旅沿用了三四三旅的番号，但有实力的老部队并不多，部队中流传这样一个顺口溜：“七团勇猛冲，八团旁观战，九团绕道行。”此言外之意，在三旅下辖的三个团中，唯有七团具备实战能力。
在王秉璋的领导下，教三旅成功实施了射击、投弹、刺杀以及土工作业等“四项训练”，显著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四月之际，杨勇前往延安深造，王秉璋则临时代理旅长一职。
在教三旅活动区域内，分布着众多防御固若金汤的敌军据点，日军的这一战术与昔日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施的“堡垒战术”可谓异曲同工。早在红军时期，王秉璋便对如何凭借现有装备，破解敌人的“堡垒战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此刻，他已摸索出一套应对敌人的策略，尽管尚未经过实战的考验，但便是这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起初，这套战术在部分团、营级干部中并未得到认同，然而，在残酷的实战面前，他们不得不心悦诚服：凡运用此战术者，均能以微小的伤亡代价攻克敌据点；而未采纳此战术的，要么伤亡惨重，要么无法攻克敌据点。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王秉璋调任教四旅旅长兼湖西军分区司令员。此时的湖西根据地在日、伪、顽三股势力的压迫下处境极为艰难，教四旅牺牲了１名团长，有８名营以上干部开了“小差”。敌人在根据地内“三里一碉堡，十里两方城”，大修据点，并驱使群众挖纵横交错的“井”字形封锁沟。王秉璋一到湖西，即将他的那套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发挥到了极致。最典型的战例是１９４３年７月的“反碉堡战役”，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教四旅仅用一个晚上加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夺取了日伪据点１３０多个，以伤亡１００多人的轻微代价，取得歼敌近万人的战果。在湖西的一系列战斗中，交通壕近迫攻坚战术在实战中日臻完善，获得了巨大战果，彻底扭转了湖西的被动局势。１９５１年２月，毛泽东到空军视察时，曾当面表扬王秉璋：“你在鲁西南那段搞得不错嘛！”原国防大学校长朱敦法上将在审阅《中共党史人物传·王秉璋》时曾批注：王秉璋“给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留下的印象很深，认为他是英勇善战、多谋善断的军事指挥员。他既能打硬仗，也能打巧仗，并且善于总结作战经验，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军政干部。在他离开湖西的时候，各项工作可以说都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１９４４年底，王秉璋率八路军３个团南下支援新四军作战，他向新四军第四师介绍了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引起该师首长的高度重视。１１月８日，第四师营以上干部在曹市集专门听王秉璋作报告。王秉璋率部北返后，第四师司令部将这个报告付印成小册子，取名为《交通壕攻击》。张震参谋长在序言中称其为“战术上之新创造”，并言“此战术在近迫作业以及作业与火力协同方面，令顽敌无隙可乘。”
在抗战晚期及解放战争阶段，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逐步普及，并展现出显著成效，尤其是在三大战役中，其威力尤为显著。例如，在辽沈战役中，攻克义县与锦州的战斗；在淮海战役中，围剿黄百韬、黄维的兵团以及杜聿明所率领的集团军；以及在平津战役中，成功攻克天津的战斗。
左一：林彪，左二：王秉璋，左三：聂荣臻
首位获任命的空军将领之一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肖华出任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被任命为空军参谋长。这三位将领成为了人民空军历史上首批获此殊荣的高级将领。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王秉璋负责空军的作战和训练。空军参战后，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安东前线去了解作战情况，解决具体问题，传达军委、总部和空军的命令，帮助志愿军空军制定作战计划。有时候，他在安东一呆就是一二十天，甚至时间更长些。情况紧急的时候，他一个晚上就在安东与北京之间飞两个来回。特别是在刘亚楼因病休养期间，王秉璋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他直接受领军委的指示和命令，并主持制定空军的作战计划。笔者在档案中看到不少作战计划是以王秉璋个人的名义上报总参和毛泽东的。例如１９５２年７月的中、苏、朝三国空军联合作战计划，上有粟裕副总长的笔迹：“此计划已经主席同意，望按此执行。此致空军王参谋长。”
空军参战之前，刘亚楼曾希望达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也就是在充分的准备之后，突然大规模投入作战，取得较大战果。后来，毛泽东说：“一鸣则已，不必惊人。”这反映了中央和毛泽东对空军谨慎使用的态度。
在空军如何使用的问题上，中、苏两国有分歧，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不理解。当时，斯大林的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发生过两次争执，一次是在六国饭店，另一次是在周恩来的家中。在这两次争执中，王秉璋都在场。扎哈罗夫说：“你们过于拘谨了，战争本就伴随着牺牲，无非是损失几架飞机和几位飞行员。就像天上的麻雀，偶尔也会有不慎坠落的情况。”周恩来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做出更大的民族牺牲，如果是陆军牺牲50万，甚至100万，我们都可以承受，但是空军不行！空军是刚刚出土的嫩芽，把它掐掉了就没法成长了。我们的原则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发展，目的是越战越强；如果越战越弱，最终元气大伤，甚至动摇了赖以发展的根本，那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期间，中、苏双方为中国空军战前准备和参战等问题进行过反复磋商，毛泽东发给斯大林的不少电报就是由王秉璋起草的。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王秉璋屡次挺身前往安东，特别是在战局逆境之中。1952年伊始，敌我双方在空战中飞机损失的比例，已从三比一缩减至近乎一比一。王秉璋不惜一个夜晚往返于安东与北京之间，往返两趟，只为解决这一棘手问题。受空军党委之托，他前往安东深入调查空战失利之根源。原本旨在解决战术难题，却意外揭露了诸多其他问题，诸如作风纪律等方面的不足。在安东，王秉璋一驻足便是三十日，协助空联司既研究战术，又整顿部队的作风纪律。经过此次整顿与战术创新，空战形势迅速得到扭转。然而，战局波折，抗美援朝战争的道路充满了艰难与曲折。
１９５２年正是美国大选年，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影响了板门店的谈判，美方在战俘问题上进行刁难，使谈判陷入僵局。在这种形势下，志愿军总部决定发起战役规模的战术反击战，以打促谈。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所有歼击机部队加打一番。当时，刘亚楼在杭州养病，加打一番的作战计划是在王秉璋的主持下制定的。笔者在档案中看到了加打一番的作战计划，以及王秉璋给刘亚楼的亲笔信和刘亚楼的回信。这个计划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后，王秉璋就去安东了。
６月中旬，中央军委获悉杜鲁门批准了轰炸鸭绿江水力发电系统等重要战略目标的计划后，派王秉璋去安东传达保护中、朝境内重要战略目标的指示，并与苏方及空联司共同制定新的作战计划。王秉璋于７月７日离京，８日抵达安东，向空联司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７月９日开会商讨作战计划。出席会议的有刘震、聂凤智、曹里怀和王琏等空联司首长，以及顾问长格拉索夫斯基，苏方出席会议的有羅波夫军长，共拟定了１２个作战方案。这个计划以王秉璋个人的名义上报总参并转呈毛泽东。７月２８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计划。在执行新计划的８月至１２月，空战中敌我被击落飞机的比例为３∶１，这是战争期间空战形势最好的时期。
１９５２年冬，板门店谈判陷入僵局，地面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１２月初赴朝鲜视察，他得出的结论是：“不能永远停留在一条固定不变的战线上，继续承受看不到任何结果的伤亡。”回国后，艾森豪威尔与军方人士商讨打破战场僵局的方法。于是，一个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的计划出笼了。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将反登陆作战准备作为首要任务。１９５３年１月３日，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下达了《防敌侧后登陆对空军作战的要求和指示》，空军党委常委会决定由王秉璋主持草拟反登陆作战计划。当月５日，王秉璋去安东，与志司王政柱副参谋长和空联司首长制定具体作战计划，这份计划由王秉璋亲笔起草。回京后，刘亚楼等审阅同意，随后就以王秉璋个人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２月５日，黄克诚向毛泽东上报。２月８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1953年2月6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王秉璋担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并兼任参谋长一职，此举无疑是对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王秉璋在战时所取得的卓越成绩给予的高度认可与肯定。
1953年3月6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出席斯大林的追悼仪式，王秉璋亦随行。斯大林的离世，使得苏联高层陷入了一段时间的动荡。在此背景下，周恩来同志临时决定，让王秉璋暂留莫斯科，与苏方就空军装备的采购事宜展开谈判。王秉璋随即向刘亚楼同志致信，简要说明了工作任务，并请求派遣人员送来一些生活必需品及书籍。刘亚楼同志的回信中提到：“一旦谈判进展至‘已上报上级、等待上级指示’的阶段，请务必主动提出提前归国。根据以往经验，回国后通过电报进行交涉往往更为便捷。更重要的是，家中少了你的身影，诸多事务确实难以应对。”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刘亚楼同志对王秉璋的充分信任与深厚倚重。此次谈判进展顺利，最终达成了订购673架各类飞机及其他空军装备的重要协议。
“不带问题出厂，不带问题上天。”王秉璋为中国导弹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１９６０年２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以两弹（原子弹、导弹）为重点”的方针（不久又提出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会议期间，刘亚楼对王秉璋说：“上级有意调你负责导弹研发工作。”听闻此言，王秉璋顿时显得焦虑，回应道：“我恐怕难以胜任这一重任。”刘亚楼则回应：“我亦感力不从心，这是中央的决定，你若有所疑虑，不妨直接向中央反映。”
王秉璋找到周恩来，说：“总理，我水平低，不懂导弹啊！”周恩来说：“你水平低，那你说，在我们老同志里面谁水平高，谁懂导弹？你推荐一个。”王秉璋摇头道：“实在难以推荐。”周恩来坚定地说：“既然你无法推荐，那这任务就交给你去负责。”
3月8日，周恩来总理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即导弹研究院）的院长职务，同时，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王秉璋同志被任命为该研究院的副院长。
4月14日，刘亚楼在向五院领导班子传达信息时表示：“经过军委广州会议的前后筹备，五院领导层的职责分工已尘埃落定。聂总在本月4日还特地就党委成员的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我本人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空军事务中，而王秉璋同志则将主要精力集中于五院。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将由他全权负责。”到了27日，五院党委向总政和国防科委提交了备案报告，报告中明确指出：“五院党委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刘亚楼同志担任第一书记，王秉璋、刘有光、王诤三位同志担任书记。刘亚楼同志不在五院期间，王秉璋同志将代行第一书记职责，全面主持各项工作。”
1960年四月，王秉璋踏上五院的岗位，肩负起引领我国导弹研发的重任。在那个充满激情与挑战的创业年代，他与政委刘有光，以及副院长钱学森、王诤、刘秉彦等同仁紧密协作，共同领导了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特殊战役。面对苏联专家全面撤离和带走技术资料的严峻挑战，他们迎难而上，挺过三年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最艰难的时期，取得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重要成果。
1960年11月5日，我国成功发射了“东风一号”，这是一款仿照苏联P-2导弹设计的近程地对地导弹。自此，我国的导弹工业开启了从仿制迈向自主设计的崭新篇章。次年秋季，王秉璋于陕西临潼负责起草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暂行条例》，它成为中国航天领域的首部法规，也标志着我国航天事业正式步入正规化和科学化的发展轨道。
1962年6月10日，刘亚楼卸任五院院长一职，周恩来总理随即任命王秉璋接任此职。在领导导弹研发工作的过程中，王秉璋对科研生产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革。钱学森曾评价道：“将大规模作战的经验，巧妙地运用到科技领域，有效地组织起庞大的科技队伍。”此番改革对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64年6月29日，我国“东风二号”导弹顺利升空，这一壮举标志着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在导弹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然而，在这枚振奋民族精神的导弹出厂之际，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在导弹组装完成之际，工作人员意外地发现少了一颗螺丝钉。王秉璋亲自赶到现场，坚决要求找回那颗螺丝钉。经过一番搜寻，现场并未找到，有人猜测它可能已落入弹体内部。王秉璋果断下令拆解导弹。面对技术人员的担忧，认为一枚如此庞大的导弹，缺失一颗螺丝钉不足以影响发射，且重新组装需耗时数月，恐将延误军委批准的发射计划。但王秉璋坚定立场，坚决要求拆解导弹。在组装厂加班加点的情况下，仅用25天便完成了导弹的拆解工作。尽管最终未能找到那颗螺丝钉，却在弹体中发现了压垫板、铁丝、松香等异物。王秉璋以此为鉴，对工厂进行了全面整顿，并建立了十余项严格制度。导弹抵达发射基地后，又发现了新的问题，他坚持泄掉已加注的燃料进行检查，致使发射时间再次推迟数日。正是他这种“不带问题出厂，不带问题上天”的严谨态度和敬业精神，确保了导弹的成功发射。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五院建制撤销，成立导弹工业部，即七机部（航天部的前身），王秉璋任第一任部长。１９６５年２月，领导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事业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兼管导弹工业，王秉璋被增补为中央专门委员会委员。在王秉璋的主持下，制定了一个“八年四弹”的导弹工业发展规划，并获中央批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两弹结合”的核导弹发射成功。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东风三号”发射成功。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８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国防科委新任党委书记，执行任务前往，他就是王秉璋同志。”自当年10月起，王秉璋同志已开始全面主持国防科研战线的工作。上任之初，他立刻赶赴西北，成功组织并指挥了第十次核试验。1970年1月，“东风四号”导弹再次发射成功。同年4月，以“东风四号”为基础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从而开启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崭新篇章。1971年9月，“东风五号”导弹的低弹道飞行实验亦告成功。
在王秉璋的领导下，我国地地导弹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从“东风一号”短程导弹的问世，到“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成功发射，一系列导弹型号接连实现发射成功。同时，我国还成功研发了多种型号的地空导弹和海基导弹。
正当王秉璋沉浸在“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成功发射的喜悦氛围中，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风暴突然降临，彻底改写了他的命运轨迹。林彪的覆灭，终以温都尔汗的悲剧收场。“九一三”的夜晚，王秉璋正身处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由周恩来主持的重要会议。林彪事件爆发后，党中央迅速作出决定，着手在组织内部清除“林彪的死党”。
王秉璋，担任红一军团及八路军一一五师作战科科长的要职，始终深得林彪的信赖与重用。1945年9月，林彪在冀鲁豫军区接到中央发出的“万万火急”电报，要求他转赴东北。彼时，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王秉璋正于苏北协助新四军作战。林彪有意携王秉璋同行东北，遂命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发电报，催促王秉璋火速返回冀鲁豫军区。然而，王秉璋途中遭遇连日大雨，行程受阻。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林彪耐心等候了三天，最终还是决定独自北上。因此，王秉璋未能成为第四野战军的将领。王秉璋与林彪之间所存在的这种独特的上下级联系，自然难以幸免于被审查的命运。
王秉璋、林立果、林彪、黄永胜。
对王秉璋的处理，周恩来表现出了极大的审慎态度。他亲自出席了国防科委的连续三次党委会。在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选择隐身于屏风之后旁听。会上，王秉璋详尽阐述了自己与林彪之间的联系。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做出了决定。王秉璋遭遇停职并接受审查。他遭受了长达十年的收审与监禁。直至1981年，王秉璋重获自由，然而时至今日，关于他的案件结论仍未公布。“他致力于巩固和拓展湖西抗日根据地，推动人民空军建设，尤其在推动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创立与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这部3万字的传记在叙述至“九一三”事件时，便突然中断，后续内容未能继续展开。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两弹一星”项目被列为最高级别的机密，其详细情况自然鲜为人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关于“两弹一星”的宣传逐渐增多。鉴于王秉璋身份特殊，知情者往往选择保持沉默，这导致他在领导导弹研制事业方面的贡献鲜为外界所知。即便时常出现张冠李戴的误会。在2002年年底，为纪念罗荣桓元帅百年诞辰而举办的活动中，王秉璋的名字出现在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罗荣桓元帅》中，名列六位顾问之列。这位隐匿于尘世多年的璀璨星辰，在沉寂了三十余载之后，终于再次闪耀于公众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