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2日，国民政府于华北地区正式组建了“剿总”，紧随其后，在1948年1月17日，又在东北地区设立了“剿总”。同年7月，华中及徐州两地亦相继成立了各自的“剿总”。
蒋介石曾有意在西北地区设立一个“剿总”，拟由马鸿宾出任要职。然而，关于在西北设立“剿总”的提议最终无疾而终。
华北、东北、华中及徐州的四大剿匪总部，几乎汇集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部分精英力量（胡宗南集团不在此列）。自四大剿匪总部成立以来，内部矛盾不断。除去刘峙之外，傅作义、卫立煌、白崇禧三位总司令的军事才能在国军将领中堪称顶尖。然而，他们为何仍难以调和矛盾，甚至难以完全驾驭自己的部队？这只能说，每位总司令都有各自的困境。
傅作义：副总司令架空，中央军指挥不畅
傅作义
傅作义得以担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实乃蒋介石破例擢升，与此相较，白崇禧由国防部长降至华中“剿总”总司令之职，二者间的差距显而易见。
1927年9月至1928年1月间，傅作义率领晋军一师，在涿州城坚守了长达三个月，成功牵制了张学良所指挥的五万奉军精锐。一战而声名鹊起的傅作义，引起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密切关注。
1937年11月2日，日军逼近太原城下，阎锡山身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紧急召集军事会议。鉴于阎锡山不愿将主力部队消耗在太原的守卫战中，会议现场晋绥军将领大多保持沉默。唯独傅作义主动请缨，毅然率部担负起保卫太原的重任。
在太原战役中，傅作义的35师伤亡惨重，已达半数之众。然而，阎锡山虽未派出援军，亦未下令撤退。直至11月8日，日军突破太原城防，素来对杂牌军将领态度冷淡的蒋介石，却对傅作义表现出了空前的关切，特地发来电报，准许其率部进行突围。
11月8日之夜，傅作义率领余部两千余人成功突围至河曲，此役使得他对阎锡山心生彻底的失望。蒋介石趁机将傅作义的35师扩充为35军，紧接着又晋升傅作义为第二战区北路军的司令。自此，傅作义与阎锡山分道扬镳，建立起独立的军事体系。
至1945年6月，蒋介石正式任命傅作义担任新设立的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一职。该战区的作战范围仅限于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地，显而易见，这实为蒋介石特意为傅作义量身打造的战区高级指挥官职位。
自然，傅作义亦不负蒋介石的厚望与重托，他在抗战期间的杰出表现，众人皆知。他是国民党将领中罕见敢于在其防区内对日军发起主动攻势的英勇之士。
1947年，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事机构经历了重大调整，其中，第12战区被改组为张垣绥靖公署，由原司令长官傅作义担任主任一职。同时，第十一战区亦完成了改组，升级为保定绥靖公署，原司令长官孙连仲被任命为主任。
在华北战区的交锋中，孙连仲的业绩相较于傅作义显得逊色。1947年11月，蒋介石莅临北平主持军事会议，会上他对孙连仲予以批评，并对傅作义给予了高度赞誉。会议结束后，孙连仲明智地提交了辞呈。不久，于12月2日，北平、张垣以及保定三个绥靖公署悉数被裁撤，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应运而生，傅作义被任命为总司令。
华北“剿总”一经设立，该区域的国民党军队人数长期维持在五十万至六十万之间，论及兵力规模，仅次于徐州“剿总”，堪称实力最为雄厚。然而，傅作义这位总司令的境遇颇为尴尬，实际上，他大部分时间不过是挂名而已，而副总司令陈继承的发言权却更为显赫。
陈继承
除傅作义担任总司令一职外，华北“剿总”还历经八位副总司令的轮替，他们分别是：陈继承、刘多荃、宋肯堂、上官云相、邓宝珊、吴奇伟、冯钦哉以及郭纵汾。
蒋介石之所以重用傅作义，归根结底是看重他在军事指挥方面的卓越才能。然而，在蒋介石的内心深处，傅作义并未真正成为他的心腹之选。因此，陈继承——这位始终忠诚追随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才担当起了华北中央军指挥的重任。
陈继承与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刘峙、张治中等人并称蒋介石在大陆时期的“八大金刚”，他们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足以与傅作义相提并论。
陈继承不仅担任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一职，还兼任北平警备总司令之职。在卸任之际，对于华北中央军的调动，若无陈继承的批准，傅作义甚至无法调动一个团级单位。
当时担任独立95师师长的张伯权，事后忆及：
蒋介石虽以华北“剿总”总司令的职务授予傅作义，名义上让他统御华北所有蒋系军队，然而内心却对其深存疑虑。不仅安排陈继承担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总司令以进行制约，更是秘密下令，其华北嫡系部队中，凡团长以上军官欲拜访傅作义，必须事先获得陈继承的批准，并且必须立即将与傅作义会面的详细情况上报给陈继承。
显而易见，在陈继承担任副总司令期间，傅作义能直接调动的，无非是他所领导的绥远系部队。回顾1947年12月底的涞水之战，傅作义的精锐35军遭到解放军的毁灭性打击，导致一个师全军覆没。战后，该军军长鲁英麟悲愤自杀。与此同时，邻近的中央军因惧怕被解放军实施“打援”战术而拒绝提供支援，这一事件进一步揭示了傅部与中央军之间的深厚隔阂。
1948年10月尾，陈继承被调出北平。11月5日，蒋介石个别接见傅作义，命令其坚守平津，并答应赋予他华北全权。然而，东北全境已被解放，东北野战军即将入关。此时才匆忙调离陈继承，赋予傅作义全权，是否为时已晚？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卫立煌坚定地表示：“我早已向总统陈述过此事，然而他不肯相信。即便我划下十字，他依旧深信不疑。”
卫立煌
1947年8月，陈诚正式接管东北行辕主任一职，尽管他成功将原主任熊式辉挤走，但陈诚这位向来偏爱集权的人物仍感不满足，因为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依旧存在。于是，他向蒋介石提出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建议，主张由东北行辕统一调度作战。在杜聿明与陈诚之间，蒋介石无疑更倾向于支持陈诚。结果，在上海养病的杜聿明尴尬地失去了军职。
初抵东北的陈诚，曾豪言壮语：“三个月内，剿灭共军，重塑新东北。”然而，他的夸口很快便成为泡影，随着陈诚的到来，东北的国军部队接连遭遇挫败。
1948年年初，国民党新五军在公主屯遭遇惨重败绩，整个军部几乎覆灭，这一打击令蒋介石震怒不已。他亲自飞抵沈阳，意图严惩几名失职的将领以儆效尤。然而，在随后的军事会议上，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新六军军长李涛等高级将领纷纷对陈诚的指挥失误提出指责。陈诚闻言，气愤之下，胃病发作，现场状况堪忧。
会议结束后，陈诚赴上海寻求医疗救治，同时借助妻子谭祥——宋美龄的干女儿——的关系，成功说动蒋介石，使其将陈诚从东北调离。
经过深思熟虑，蒋介石决定结束军事考察，召回刚归国的卫立煌。选择卫立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卫立煌在国军将领中以出色的战斗力著称，曾深受蒋介石的信赖；其次，东北的将领如廖耀湘、郑洞国等许多人都曾是卫立煌的部属，他的回归将有助于更顺畅地指挥这一区域。
卫立煌身经百战，自是深知东北局势已被陈诚搞得一片狼藉。然而，蒋介石向他保证道：“俊如，东北的军政大权已全权交于你手。若战局不利，责任绝不可由你承担。”
蒋介石已将话语至此极限，卫立煌实难再辞，唯有接受任命。
1949年1月17日，东北剿总正式成立，卫立煌被任命为总司令。鉴于对陈诚的尊重，东北行辕并未立即解散。然而，到了5月，陈诚成为众矢之的，遭受了铺天盖地的指责，迫使他不得不辞去参谋总长等职务，东北行辕亦随之告终。
卫立煌抵达东北后，便察觉到局势远比他先前所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彼时，东北国民党军仅能困守于长春、锦州、沈阳三处据点，而这些据点彼此相隔甚远，显然，失败已是不可避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更令卫立煌倍感沮丧的是，身为“剿总”的总司令，他几乎难以号令他人。鉴于抗战时期他与八路军维持了融洽的协作关系，蒋介石对此心生疑窦，因此在卫立煌抵达东北之际，他的警惕性极高，不仅未赋予他全权，反而频频施以小动作。
廖耀湘
为平衡卫立煌的势力，蒋介石将范汉杰派往锦州，任命其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并兼任锦州指挥所主任。在锦州，范汉杰独立运作，直接与蒋介石通电话，对卫立煌的态度显得轻蔑。
长春的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尽管对卫立煌怀有极高的敬意，他亦在国军将领中以其诚实著称，然而在率部坚守长春之际，他亦如泥菩萨过江，自身尚且难保，更遑论他部。
至于东北“剿总”司令部所在的沈阳，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对卫立煌的指令，常常是选择性执行，听之任之，不听亦无妨。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周福成，虽在表面上对卫立煌的命令表示遵从，实则暗地里另有盘算，言行不一。
在辽沈战役期间，卫立煌作为总司令，实际上并未掌握多少决策权。蒋介石频繁往返于北平与沈阳之间，直接下达指令，到了后期，更是有意让杜聿明取而代之。在这样的背景下，卫立煌内心的复杂情绪不难想象。
在1948年10月28日，潘裕昆（新一军军长）与龙天武（新三军军长）逃回沈阳，并带来了廖耀湘兵团覆灭的惨痛消息之际。卫立煌愤慨地表示：“我此前曾向总统进言，廖耀湘一旦踏入辽西走廊，必将全军覆没。然而总统未予采纳，即便我发誓以证，亦未引起其信任。如今看来，我的预言是否应验，不言而喻！”
10月30日，卫立煌弃守沈阳，随即遭到蒋介石以“错失战机，导致要塞沦陷”之由进行惩处。那所谓的“若战事不测，责任绝不归咎于你”的承诺又何在？
白崇禧：尊重指挥权
白崇禧
1948年6月，华中剿总正式成立，白崇禧被委以总司令一职。然而，对于这一任命，白崇禧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随即赴上海就医，以拒绝接受职务。白崇禧的不悦之举，实属情理之中，毕竟他的国防部长职位已被撤销。
在当年的五月，桂系领袖李宗仁成功角逐副总统职位，这一消息激怒了蒋介石，以至于他怒不可遏地砸坏了收音机。面对李宗仁副总统地位的既成事实，蒋介石采取了行动，他解除了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职务，并将他调任华中地区。
“你和德公若皆留在南京，成为高居其位的副总统和国防部长，岂不成了蒋介石的笼中鸟？蒋介石既然命你赴武汉，你不妨趁机掌握一些部队。待时机成熟，便能操控局势，迫使蒋介石退位，届时桂系势力必将大有作为。”
闻悉黄绍竑的言辞，白崇禧即刻启程赴武汉履新，此举无疑为蒋介石日后被迫退位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在四个“剿总”中，华中“剿总”所辖兵力相对较少。其编制包含三个兵团，分别是张淦指挥的第三兵团、黄维率领的第十二兵团，以及宋希濂统率的第十四兵团。除此之外，还辖有第五、第十三和第十六三个绥靖区的部队。
张、黄、宋三路兵团以及三个绥靖区，统归白崇禧名义上的指挥之下，总兵力约为四十万。然而，在这三支主力兵团中，张淦兵团作为桂系的坚实力量，而宋希濂、黄维二人则均为黄埔一期生，乃蒋介石军队的嫡系成员。张淦兵团虽战斗力不俗，但兵力却相对薄弱，仅由第7军与整编48师（后更名为48军）组成，整个兵团不过4.7万人。相较之下，黄维、宋希濂的兵团人数均超过十万，白崇禧所辖的基本部队在人数上明显处于下风。
淮海战役为白崇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黄维兵团被调往增援徐州战场，并直接受南京国防部调度。该兵团装备齐全，由四个主力师和一个快速纵队组成。黄维兵团撤离后，白崇禧迅速拉拢了后来在长沙重建的第一兵团的陈明仁，以及绥靖区的杂牌部队，并对桂系部队进行了扩编。此举使得黄维兵团离去后，桂系及其亲桂系部队在华中地区占据了明显优势。因此，后来白崇禧敢于冒与蒋介石彻底决裂的风险，拒绝派遣宋希濂兵团前往徐州战场。
“请尊重各层级的指挥权。”
就白崇禧而言，在淮海战役爆发前，他对华中地区的部队掌控力度较为薄弱，毕竟黄维、宋希濂这两位蒋军嫡系兵团的存在。然而，随着黄维兵团的覆灭，白崇禧的声势骤然上升，他开始大规模扩充自己的军队。以白崇禧为先锋的桂系势力崛起，对蒋介石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桂系给了他一次深刻的教训。
刘峙：光亭，你来了。
刘峙
1948年6月，徐州“剿总”机构的成立，在国民党内部激起了轩然大波。众人震惊的并非机构的本身设立，而是“剿总”总司令一职竟由刘峙担任。
面对外界的质疑，参谋总长顾祝同作出回应：“在人选考量上，我们曾仔细评估了两位候选人：刘经扶（刘峙）与蒋铭三（蒋鼎文）。尽管蒋铭三日夜沉迷于赌博与享乐，但相较之下，刘经扶的表现更为出色。”
顾祝同的言论未能获得众人的信服，一位将领直言不讳：“徐州乃南京的门户，若不能派遣一位勇猛的将领镇守，至少也应派一名忠诚的将领来守卫。然而，如今却派来一位如同猪般的将领，看来门户守卫的形势岌岌可危。”这段言论也使得刘峙后来被戏称为“猪将”。尽管这番话广为流传，但关于究竟是谁说出此言，至今仍未有确凿的记载。
自抗战初起，刘峙在平汉路遭遇惨败后，便被蒋介石摒弃，直至被任命为徐州“剿总”总司令前，他一直处于上海的无业状态。这反映出蒋介石在关键岗位的用人策略存在不足，尤其在“剿总”这一职位上，更倾向于资历而非能力。然而，鉴于当时国民党军队中上将数量有限，可供挑选的人选自然不多。
蒋介石深知刘峙的才干，因而再次委派杜聿明担任副总司令一职，并兼任国防部徐州前进指挥所主任，以协助刘峙掌控战场局势。刘峙曾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员，与杜聿明之间保持着师生情谊，两人间的协作相当默契。刘峙对于杜聿明所提出的诸多军事策略，亦给予了全力支持。然而，刘峙自身缺乏主见，宛如木偶一般。
1948年九月末，蒋介石下令刘峙收复济南，杜聿明据此制定了一项战略，计划以数个机动兵团发起攻势，直指山东。此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然而，正当杜聿明准备率军行动之际，蒋介石因无人可用，在前往东北督战途中，却将杜聿明临时召去，委以救火队长之重任。
杜聿明离任之后，徐州的将领们向刘峙请教接下来的行动策略，刘峙却连连摇头，坦言杜聿明（字光亭）离去后，他感到力不从心。直至杜聿明从葫芦岛撤军归来，徐州的国民党军队仍呈一字排开，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在此期间，刘峙并未对局势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调整。
淮海战役爆发，黄百韬兵团陷入重围，刘峙终日焦虑不安，却始终未能拟定有效的救援计划。直至杜聿明被蒋介石派遣至徐州，刘峙喜出望外，紧紧握住这位学生的手感慨道：“光亭，你终于来了。”
若傅作义、卫立煌、白崇禧因难以完全驾驭麾下部队而心生忧虑，刘峙则恰恰相反，他渴望将数以十万计的精锐之师悉数托付给杜聿明这位副手。
在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全力驰援黄百韬兵团之际，驻守徐州的刘峙内心所忧虑的，乃是如何逃脱沦为阶下囚的命运。他接连向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等人发送紧急电报，急切地请求他们允许他撤离徐州，转至相对安全的蚌埠地域。
1948年12月3日，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位兵团自徐州撤退，我军追击部队途中截获一列车队，其中竟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的座驾。解放军战士们欣喜若狂，以为一举抓获了重要敌酋，岂料经询问方知，刘峙早已逃至蚌埠。
结语
杜聿明
在四路“剿总”之中，刘峙所承受的压力理应相对较轻。这是因为，在徐州国军的主力部队中，邱清泉、李弥两位蒋系嫡系的兵团司令均展现出颇为积极的战斗态度；即便黄百韬属于杂牌军，但其固执程度远超多数黄埔将领，对上级命令的遵从度亦相当高。相较之下，徐州“剿总”的人事结构要远比其他三地的“剿总”来得简单明了。
刘峙深受蒋介石的信赖，其副手杜聿明亦是一员良将，此二人之处，正是傅作义、卫立煌、白崇禧三位所未能比拟的。
卫立煌赴东北之际，失败已不可避免，不过是早晚之别；傅作义在陈继承离任后，方得以勉强掌控中央军指挥权，然而那时辽沈战役已然落幕，华北局势亦陷入绝境；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彼此利用，相互提防，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双方均感不适。
刘峙理应成为四个“剿总”总司令中承受压力最轻的一位，理应成为给蒋介石最有力支持的人选。在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场是国民党军唯一能够保持兵力优势的战场。然而，刘峙的才干实在难以胜任重任，加之蒋介石越级指挥的干扰，导致国民党军剩余的精锐部队在徐州战场上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