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事（1912—1928）》，王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
五四运动爆发后，日本媒体便不断宣称，学生运动是由美国人煽动和扶持的。从5月开始，便有学生运动是由美国公使教唆和赞助的谣言出现，说芮恩施资助了学生运动，据分析传播者可能是亲日团体或日本驻华外交人员。6月，日本刊物《国民》报道，美军驻华兵营、红十字会和基督教青年会给学生资助500万日元搞运动。根据芮恩施给美国政府的报告，有人在美国公使馆前散发对他进行此类指责的小册子，据说成千上万的此种小册子到处传播。6月16日，日本外务大臣就此向美国驻日大使罗兰·莫里斯（Roland S. Morris）表达了对美国的强烈不满，称这场运动将促使普遍的“排外情绪”。同时，日本新闻界也广泛报道，美国特务在煽动中国学生反日，利用这场运动以扩大他们的影响。［16］
芮恩施断然否认了这种指控，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指出的，“对学生们正在为祖国的自由和复兴而奋斗的目的和理想，没有一个人会不表示同情”。因此他自己也从来不隐藏这种同情，但是作为美国驻华公使，他表示“要避免直接跟这个运动接触，因为它纯粹是中国人的事情”。然而日本的报纸却详细报道了他“如何组织学生运动”，指责芮恩施“为了使这个运动发动起来，已经花掉了二百万美元”。芮对这个指责嗤之以鼻，指出“大家都知道这个学生运动完全是自发的，压制不住的，所以这些报纸只会使大家觉得可笑”。［17］孔华润在仔细搜寻档案和考察了美国政府的态度之后，也指出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官员在学生运动中扮演了推动的角色。［18］
不过，日本对美国的指责也不是完全空穴来风，当时中国和国际社会都认为美国站在中国的后面，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看法。芮恩施在回忆录中讲了两件事情，大概可以印证这一点：5月5日（应该是5月4日）一群学生出现在公使馆门前要见他，他那个时候不在公使馆里，学生接着便涌向曹汝霖的住宅，捣毁大门，发现曹汝霖和章宗祥都在那里。6月2日夜里，那时正是学生风潮达到顶峰的时候，芮恩施正在公使馆处理公务，一位美国女教师带着五个中国女学生，紧张地跑到他办公室来。事情原委是，学生们要求进入总统府请愿，站立了整整两昼夜，勇敢地忍受了困苦，两个学生领袖被抓进总统府。女学生们担心那两个同学会被处死，特来请求芮帮助想办法。芮立即指示公使馆的有关人员向总统府进行了解，被告知这两个学生是在示威游行中因为“行动过激”而被捕的。总统府保证那些学生“不会遇到任何不幸的事情”，女学生们得到了这个保证，才道谢而去。［19］
最近有研究也指出，在诸多影响五四运动的外部因素之中，美国对五四运动的影响最大。日本舆论界就认为，“美国公使馆是五四运动的参谋本部”。这应该是日本的一种反美宣传，反映出五四运动的爆发，与日美矛盾有关。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蔡和森也曾认为，五四运动背后的指挥力量“为北京美国公使以及各地的美国牧师，故此次运动的方式是美国式的，含有日美冲突的缩影的。但是当时思想上、精神上的趋向亦为美国式的”。［20］
胡适在其《纪念“五四”》一文中写道，“我们看那几千学生五月四日在美国使馆门口高喊着‘大美国万岁！威尔逊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我们不能不认那引起全世界人类乐观的威尔逊主义在当日确是‘五四’运动的一种原动力。”［21］
杜威也反驳了日本报纸上所充斥的运动是“美国人煽动和资助”的说法。他指出，外国观察家认为，这次运动最丰硕的成果是唤起了中国的觉醒，使其从被动等待的状况下清醒过来。虽然巴黎和会的沉重的打击，使人们认识到“中国本身是无助的，必须依靠外部的援助”。但严格意义上讲，“这是一次本土运动，展示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在未来能做什么，会做什么。他们不再悲观，行动已经开始，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或许，现在正在兴起一场“更健康、更有组织、在中国本土形成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革命的自我救赎运动”。［22］
至于日本政府所称中国正在形成一种普遍的排外情绪，在当时的在华美国人看来，无非是日本政府企图将中国人的反日情绪，转向反对一切白种外国人的政策。芮恩施和其他驻华、驻日美国外交官多次指出，日本特务正在不择手段地误导人们，把运动说成是反对外国人。正如周策纵所指出的，尽管日本人对美国煽动中国运动的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是大多数在华的西方人士是同情学生的，并且就山东问题和反日运动来说，是支持中国人的。芮恩施后来谈到这次事件说：日本人企图将运动贴上排外的标签，并唤起人们对义和团的记忆。他明确指示美国驻沪总领事，为了避免引起误会，劝告美国社团对这场运动保持中立。［23］
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美国人对这场运动，多是抱着同情的态度。当巴黎和会的消息披露后，驻华美国人与中国人一样，“发电报抗议日本攫取中国领土的和会提案”。5月21日美国驻华商会向威尔逊总统发电报，表达对他的决定的不满。驻华公使芮恩施承认有此事：“在华美国人严重关切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的事件。尽管日本做出归还给中国的承诺，除非这些承诺都附有保证，使其承诺能在合理时间内彻底有效地兑现，否则这些承诺将成为废纸，中国将会遭到日本的军事威胁，这有可能将世界卷入一场大灾难。”
驻华美国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hina）、驻华美国女子俱乐部（the American Woman抯 Club of China）和驻华美国大学俱乐部（the American University Club of China）也发送大致相同的电报给美国总统。6月6日，北京英美协会发出了类似的消息（Anglo-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eking），其代表了在中国的英美世界的领军人物，有着特别的分量。对那些生活在远东的外国人来说，情况似乎非常明确：希望通过国联达成和解，这会对中国更加公正，且有利于维护远东和平和美好的前景。［24］
当然，日本之所以把美国与运动有意搅和在一起，也与美国媒体旗帜鲜明地支持运动有关，而且美国人在媒体上认真讨论过怎样帮助中国、怎样应对日本的日益攫取中国的问题。《密勒氏评论报》曾专门发起了“美国如何能帮助中国”的征文活动，主编鲍威尔甚至用中文在该刊刊登征文通告，称欧战的结果，“美国独较其他列国为多幸运”，特别是经济的增长。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国民爱国精神之滋长”，加上财政及军事力量的进步，“美国已跻于世界领袖国之林”。美国人民“不愿独私其利”，而愿意帮助“他国如中国者，俾其发展国力，将来对于世界人类亦有所贡献”。美国从战争中“未尝取得任何新土地亦不欲得他国之土地”。如今美国已经准备好对中国进行帮助，“筹备一切”，“以种种方法赞助中国”。但是大多数美国人民不了解中国，该刊愿意收集中国人的意见，告诉美国“如何能助中国”。［25］
《密勒氏评论报》对巴黎和会进行了详细的报道，1918年12月7日报道了中国政府将派往和会的代表。此后，几乎每期都在短社评栏目刊登有关和会的社论和文章，总共坚持了5个多月，解释和分析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立场，以及中日两国围绕和会的冲突。还有专门刊登解释性报道的特稿。［26］
历史已经很清楚了，美国与五四运动的确有一些关系，但并不像日本所指责的美国煽动了五四运动。从现在已有的资料来看，日本人对芮恩施资助学生运动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之所以日本对美国有这样的指控，不外有以下的原因：
一是，威尔逊执政以来对中国一贯同情的政策，让日本对美国在远东的角色十分恼火；二是，美国主流媒体和美国在华媒体几乎对中国一边倒的支持，对日本的谴责，造成日本对美国的某种敌视；三是，日本人知道这是一场针对日本侵略的、自发的中国的民众运动，但是为了转移目标，掩盖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行径，试图找到一个借口，让自己在国际社会不至于太丢面子；四是，也不排除在华的美国人以个人名义发表各种言论，支持游行和反日活动，也可能给日本造成这样的错觉；五是，日本人有意给这场爱国运动贴上排外标签，是外来势力介入的结果，来为自己在中国的错误政策辩护；六是，美国媒体在大张旗鼓地鼓吹要帮助中国，而且一直在寻找帮助中国的办法，为日本散布所谓美国煽动了五四运动提供了借口；七是，威尔逊主义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
感谢出版方授权刊登，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