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雪涛，江苏无锡人士，于1935年诞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正值31岁之年，彼时担任上海《青年报》文艺组的副组长职务。
“文革”爆发之际，游雪涛亦在《青年报》社内悄然组建了一支造反组织。然而，与那些投身造反行列、矛头直指“走资派”或团市委上级的众人不同，游雪涛的目标并非这些显赫的对手，而是秘密挑选了一些同样热衷于特别活动的青年，共同创立了一个名为“扫雷纵队”的地下组织。该组织总部设于游雪涛的住所，自此他开启了一段专业的情报特务生涯。“扫雷纵队”声称其核心使命是清除潜伏在“无产阶级司令部”根基下的“地雷”。
起初，游雪涛所率领的“扫雷纵队”并未吸引张春桥的特别关注。然而，仅仅过去一周，他们便因揭露了有人暗中策划“炮打”张春桥的阴谋而迅速赢得了张春桥的青睐。1967年1月15日，上海街头浮现出“炮打张春桥”的醒目标语，游雪涛随即召集“扫雷纵队”成员进行部署：“此乃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逆流，我们必须追根溯源。”他派遣成员深入各个造反组织，搜集情报，并于1月27日向张春桥汇报。紧接着，1967年1月30日，游雪涛再次向张春桥提交了第二份情报，暗中揭露复旦大学、上海市电影局以及团市委内部一些人的“炮打”行为。
务必谨慎行事，你从事的是特务活动，同样可能招致他人对你的特务活动。
1967年三月，张春桥向徐景贤言道：“必须承认，他们在前一阶段确实付出了诸多努力。例如，上海音乐学院‘红革会’以及外地学生所发起的‘炮打’行动，我便是从《扫雷简报》中得知的。”3月29日，张春桥经由徐景贤传达给游雪涛的信息再次表明：“近期，你们确实完成了诸多任务，表现卓越，对领导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到了1967年五月，张春桥对“扫雷纵队”的工作表现出了进一步的认可，他称赞道：“游雪涛表现可圈可点，完成了大量工作。自一月革命以来直至现在，始终把握住了正确的方向。”此外，他还高度评价游雪涛，称其为“我们的福尔摩斯”。
在张春桥的暗中赞许与默许之下，游雪涛感到受宠若惊，于是毅然决然地投身其中。自此，“扫雷纵队”转变为张春桥直接指挥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犯下了无法计数的罪行。
张春桥深知“扫雷纵队”从事的是特务活动，一旦此事被揭露，对他本人将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因此，在1967年3月29日，他通过徐景贤传达口信给游雪涛：“你们的行为颇似情报机构的运作，实则执行着内务部的职责……若被人攻讦，后果不堪设想。一旦传出‘张春桥在上海秘密组建了特务组织’的消息，那将引发严重的后果。”
他指示游雪涛对“扫雷纵队”进行重新命名，并强调道：“从今往后，将不再存在任何组织。尽管某些情况仍可予以汇报，且依旧能发挥情报搜集的作用，但这已不再是作为组织进行的活动。若有人试图抓取把柄，也将难以找到任何证据。”
游雪涛遵照张春桥的指令，于1967年4月正式宣布解散“扫雷纵队”。紧接着，4月20日，张春桥再指示徐景贤，将游雪涛调入“市革会”群运组，担任副组长一职，以合法身份作为掩护，进行秘密特务活动。
1967年8月，遵照张春桥的指示，游雪涛以“扫雷纵队”为基础，于上海市永福路244号组建了“游雪涛小组”。游雪涛精心选拔成员，逐步壮大其组织规模。该小组人数最多时增至35人，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包括歌剧演员、报刊编辑，以及医生、大学生等。此外，小组还配备了打字员和司机，拥有四辆汽车、四支手枪、一颗美制手雷以及三台微型录音机。
“对组内事务严格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即便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也不例外。”一旦泄露244号机密，将面临极刑的严厉制裁。游雪涛小组虽然名义上隶属于“市革会”办公室，实则直接受张春桥的指挥。张春桥常将游雪涛召至兴国路招待所进行密谈，亲自传授指令。
1967年下半年，张春桥下令“游雪涛小组”深入华东局机关，调查运动进展。游雪涛迅速行动，派遣三名小组成员，凭借广泛的人脉，成功潜入华东局机关内部。经过一番周折，游雪涛掌握了一则“重要情报”：华东局农办主任刘瑞龙对张春桥的历史背景有着详尽的了解。
"务必封锁刘瑞龙的言路！"张春桥下达了严令。
受张春桥之密令，游雪涛率领的小组展开广泛行动。11月2日，刘瑞龙的诸多“罪行”被详细记录于《关于刘瑞龙初步审查情况汇报》一文中。
张春桥在材料上亲自作出批示：“刘瑞龙实为大奸大恶之人，华东局机关造反派理应严加管束，绝不可任其逍遥。务必全力组织力量，将其彻底批倒批臭，并查明一切问题。”此后，刘瑞龙遭受了无数次的残酷殴打与无情批斗。
游雪涛及其同伙精心炮制了一幅《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图上由游雪涛亲笔题字，并附有详图，直接呈送至张春桥手中。图中上联直指党中央，下联则指向市委，其对华东局的主要领导及105名局、处级干部进行了恶意诽谤，分别冠以“叛徒”、“走资派”、“托派”、“反革命”和“阶级异己分子”等污名，成为“四人帮”企图倾覆众多领导干部的“弹药”。
在经历所谓的“二月逆流”风波后，张春桥对曾怒斥他的叶剑英元帅心怀怨恨。1968年3月底，游雪涛迅速行动，向张春桥秘密报告：钢琴家刘诗昆的父亲刘啸东正身处上海。刘家与叶剑英元帅为姻亲之谊。显而易见，从刘啸东身上，或许能够搜集到足以诬陷和攻击叶剑英元帅的证据。
迅速，一份有关刘啸东的资料递交至张春桥案头。审视完毕，张春桥下令：“拘捕刘啸东。”翌日4月3日，刘啸东即刻被实施拘捕，并由游雪涛亲自负责审讯。其意图是拼凑虚假材料以诬陷叶剑英元帅，然而终究未能如愿。随后，叶剑英元帅陪同外宾抵达上海，却意外地成为了游雪涛小组窃听、监视、跟踪的对象。在此期间，简报接连不断地送往张春桥处。
仅仅一年多时间里，"游雪涛小组"在张春桥的指挥下，其触角伸向各个方面，疯狂地施展盯梢跟踪、美人计、打入挖出、绑架抄家、秘密拘捕、刑讯逼供等法西斯手段，收集情报，诬陷和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制造了一大批冤案。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制造的冤案有26件，受牵连的干部和群众达816人，其中183人遭到残酷迫害，有5人被迫害致死，不少人致伤致残。
在张春桥的庇护下，游雪涛的胆量日益膨胀，野心亦随之增长。最终，他把手伸向了军队，不仅插手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甚至对空四军也进行了特务活动。
然而，游雪涛此次遭遇了一位强劲的对手——空四军的政委王维国。王维国凭借与林总的深厚关系，不仅对游雪涛的举动不予认同，更对其展开了反特工、反侦察的行动。他搜集了大量关于游雪涛从事特工活动的证据，意图上报中央军委，使得张春桥倍感惊慌。张春桥意识到，游雪涛继续在军队中从事特务活动，将带来无尽的麻烦。若王维国等人向中央举报，指控他张春桥组织特务，那将是一场灾难性的危机。
此外，“游雪涛小组”成员分散于诸多不同机构，然而他们在各自单位鲜少露面，举止神秘，四处搜集各类情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相关单位的猜疑。这些信息逐渐传至张春桥等人耳中，他们察觉到游雪涛等人行事高调，明显已暴露出漏洞。
更令人忧虑的是，“游雪涛小组”在张春桥的指使下，频繁搜集王洪文及其同伙的情报，并向张春桥递交了多份告密报告。得知此事后，王洪文对此感到极度不满。在一次对话中，王洪文向张春桥表达了这一不满情绪，并恳请他尽快解散“游雪涛小组”。与此同时，徐景贤也认为，若游雪涛等人继续肆无忌惮地行事，不仅对张春桥及其亲信不利，而且有损于党的形象，因此也积极劝说张春桥取消该小组。
尽管张春桥对游雪涛等人的坚定忠诚怀有特殊的情感，他亦不得不在1968年9月下达命令，解散“游雪涛小组”，并令其成员悉数撤离永福路244号。
“游雪涛小组”接到“暂停”活动的命令后，游雪涛心中满腔不平，颇似“狡兔死，走狗烹”的境遇。两个月后，他向张春桥寄去一封长信，附上一份《一年工作总结》，在信中极尽恭维之能事，恳求奖赏：“过去的一年，对他而言，无疑是‘最幸福’的一年，领导的关怀时刻都能深切感受到。”
张春桥审阅完毕，笔锋一转："阅毕，感谢各位同仁。"接着，他巧妙地将游雪涛调入“市革会”专案办公室，赋予其领导职务。不久，张春桥再次与游雪涛会面，表达关切，并询问：“你那些同僚现在是否仍频繁交流？你对当前的形势有何看法？社会上有哪些新动向？”指示游雪涛继续进行情报搜集工作。于是，即便小组被解散，在张春桥的庇护和鼓励下，游雪涛等人依旧秘密从事特务活动，直至1972年遭到隔离审查。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民众纷纷曝光游雪涛等人涉嫌的特务行径，强烈呼吁对其进行严格的审查与惩处。与此同时，王洪文及其一众追随者亦持续敦促张春桥对游雪涛等人实施“隔离审查”。
经过深思熟虑，张春桥最终决定对游雪涛等人展开审查。然而，他担忧在审讯过程中，若过分逼迫，可能会导致游雪涛等人胡言乱语，反而对自己不利。因此，他采取了一项名为“审查”实则“保护”的策略。
游雪涛得知消息后，怒火中烧，屡次致信张春桥寻求支援。张春桥表面上装作镇定自若，对游雪涛安抚道：“何须如此动怒”，“无需急躁不安”；与此同时，他安排徐景贤等人对游雪涛及其一众采取所谓的“保护”措施，以阻挠民众追踪“游雪涛小组”事件，使其不至影响到张春桥本人。
对游雪涛“无需指摘其问题，应保持平和心态，以理服人，让他感受到这并非对他进行打击，而是为了帮助他澄清问题。务必主动。”其中“务必主动”一句，意味深长，引人遐想。
历经数年审查，"四人帮"一伙却始终未予结案，导致游雪涛等人得以长期逍遥法外。正当他们意图为游雪涛等人开脱之际，"四人帮"终被彻底粉碎。
自“四人帮”被彻底击败之际，1977年4月29日，游雪涛及其同伙被正式宣布落网。游雪涛因涉嫌阴谋推翻政府、捏造罪名陷害他人及非法拘禁，被法院判决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剥夺其政治权利三年。其他涉案成员亦根据各自罪行受到了相应程度的惩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