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７年，一个噩耗如晴天霹雳般击中了远在台湾的胡适。
他听闻了儿子胡思杜的死讯，刹那间，这位平日里总是保持着学者风度的老人，泪如雨下，悲痛欲绝。
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了那个改变了他和儿子命运轨迹的日子。
那是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北平城在战火的笼罩下岌岌可危。
解放军已对北平形成合围之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胡适作为学界泰斗，收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学人抢救计划”邀请，准备乘专机撤离。
然而，在即将登机的那一刻，他却发现小儿子胡思杜不见了踪影。
原来，胡思杜早已藏身亲戚家，坚决拒绝随父南下。
他对父亲亲国民政府的政治立场和选择多有不满，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选择了留在北平，投向即将建立的新政权。
胡适望着空荡荡的家门，心中满是无奈与失落，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带着无尽的牵挂登上了那架改变命运的飞机。
如今，儿子的死讯传来，胡适怎能不痛心疾首，当年分离的场景如电影般在他脑海中不断放映。
一、家庭背景：徽商世家走出的学术新星
１８９１年１２月１７日，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浦东新区）的一个徽商家庭里，胡适呱呱坠地。
他本名胡洪骍，祖籍安徽省徽州府绩溪县，这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家族，自明朝起便在徽州文化的浸润下形成了独特的家风。
胡家先以经商致富，而后逐渐涉足学术与官场，这种“商而优则学，学而入仕”的传统，为胡适日后的人生轨迹埋下了伏笔。
胡适的父亲胡传，是家族中“学而优则仕”的典型代表。
他饱读诗书，在清朝政府中历任多个官职，足迹遍布广东、河南、江苏及台湾等地。
在台湾任职期间，胡传亲眼见证了晚清的腐朽与边疆的危机。
当时的台湾，作为清政府的东南海疆要地，正面临着列强环伺的困境。
胡传在任上兢兢业业，试图为这片土地的稳定与发展贡献力量，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打破了他所有的努力。
１８９５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
胡传怀着悲愤与不甘，被迫离开他倾注心血的台湾，回到安徽绩溪老家。
巨大的打击与奔波的劳累，让他的身体迅速垮掉，不久便因病去世。
临终前，他紧紧攥着胡适的手，留下遗训：“好好读书，求学上进，莫忘家国。”
这句遗言，成为胡适早年求学路上最坚定的信念。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是一位平凡却伟大的女性。
她２３岁便成了寡妇，作为继母，要面对丈夫前妻所生子女的霸道与苛责，生活的重担如大山般压在她瘦弱的肩上。
但冯顺弟继承了丈夫的遗志，深知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即便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也坚持供胡适读书。
胡适后来在自传中回忆，母亲为了给他凑学费，常常变卖自己为数不多的首饰，甚至在寒冬腊月里，还在灯下做针线活换钱。
年幼的胡适当时并不懂得母亲的艰辛，有时还会因为调皮捣蛋惹她生气。
多年后，当他功成名就，回想起母亲在艰难岁月里的坚韧与付出，心中满是愧疚。
他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
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
在母亲的坚持下，胡适进入了当地的私塾，开始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
私塾里的先生教他读“四书五经”，胡适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很快就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
他不仅能熟练背诵各种儒学经典，还能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成为村里公认的“神童”，是大人们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胡适后来回忆，他在私塾里就读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诸多古代儒学经典，甚至对宋明理学的各类论著也有所涉猎，这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
１９０５年，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胡适的教育轨迹，清朝政府废除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
这一变革打破了传统的教育模式，为新式学堂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胡适也因此步入了新的教育阶段，进入了澄衷学堂，开始接触新式的学问。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知识，仿佛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他对新文化的学习展现出卓越的能力，不仅学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还对白话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常常阅读《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文学名著，不仅自己学以致用，还用白话文向家里的长辈讲述这些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文言和白话文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１９０７年，一个改变胡适命运的机会悄然降临。
美国第２６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同意将“庚子赔款”用于建设清华大学和设立奖学金，吸引中国学子赴美留学。
这对于渴望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胡适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
他凭借着优异的成绩和扎实的学识，成功申请到了庚子赔款的奖学金，踏上了赴美留学的征程。
在美国，胡适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深造。
初到美国时，他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与新鲜感，但也面临着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挑战。
他白天在课堂上认真学习专业知识，晚上则泡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
在康奈尔大学，他主修农学，但后来发现自己对哲学和文学更感兴趣，于是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对胡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成为他日后学术研究和思想主张的重要基础。
同时，赫胥黎的怀疑主义思想也让他深受启发，培养了他独立思考、不盲从权威的精神。
然而，长期接受西方思想的熏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对中华文化传统的认同。
他在自己的文选中写道：“我的思想最受赫胥黎的怀疑主义和杜威的思维方法影响。”
这种思想偏向，在他其后的人生中，形成了与传统文化的疏离感，也为他日后在文化和政治上的一些争议性主张埋下了伏笔。
在美国的留学经历，不仅让胡适学到了先进的知识和思想，也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成为一个兼具中西文化视野的学者。
那么，学成归国的胡适，又将如何在动荡的中国社会中施展自己的抱负呢？
二、新文化运动：从留学生到五四运动领军者
１９１７年，２６岁的胡适怀揣着满腔的理想与抱负，从美国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封建思想的余毒依然根深蒂固，社会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胡适的归来，如同一股清新的风，为沉闷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新的活力。
回国后不久，胡适便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这篇文章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旧文坛掀起了惊涛骇浪。
在文中，他大胆地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这“八不主义”直指旧文学的弊病，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让文学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大众。
这一主张在当时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
他们认为白话文“粗俗鄙陋”，不配成为文学的载体，而文言文才是“正统”。
面对守旧派的攻击，胡适并没有退缩。
他在《新青年》上与守旧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用犀利的言辞和充分的论据，阐述白话文的优越性。
他指出，文学的本质是表达思想和情感，而白话文通俗易懂，能够让更多的人接受和理解，有利于思想的传播和普及。
他还列举了《水浒传》《红楼梦》等用白话文写成的经典著作，证明白话文同样可以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这场论战中，胡适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旗手的大力支持。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进一步呼应胡适的主张，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两人一唱一和，使白话文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
１９１７年，胡适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这为他推广白话文和新文化思想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在北大的课堂上，胡适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们耳目一新。
他摒弃了传统的“填鸭式”教学，而是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
他常常结合《水浒传》《红楼梦》等白话小说讲解哲学和文学知识，让枯燥的理论变得生动有趣。
有一次，他在讲解哲学概念时，引用了《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故事，将武松的勇敢与哲学中的“意志”概念联系起来，让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深受启发。
胡适的教学不仅吸引了众多学生，还在北大校园里引发了一股学习新文化、新思想的热潮。
学生们纷纷组织社团，创办刊物，讨论国家大事和社会问题。
胡适也积极参与其中，指导学生们开展活动，鼓励他们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他的影响下，一批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青年学子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这场运动最初是由北大学生发起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很快便席卷了全国。
然而，在这场运动中，身为北大教授的胡适却表现出了与其他新文化运动领袖不同的态度。
他极力阻止北大学生上街游行，认为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应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主义”是抽象的，解决不了具体的问题，只有脚踏实地地研究和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胡适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纷纷撰文反驳他，认为在国家危亡的时刻，学生们应该挺身而出，积极参与政治运动，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抗争。
他们指出，“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指导思想，没有“主义”的指引，解决问题就会迷失方向。
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新文化运动内部一次重要的思想交锋，也反映了胡适在政治立场上的保守倾向。
尽管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态度备受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他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彻底打破了文言文对文学和思想的垄断，使白话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他传播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启发了一代青年的思想觉醒，让他们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中国。
那么，在五四运动之后，胡适的人生又将迎来怎样的转折呢？
三、政治立场：摇摆于国共之间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各种思潮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也在酝酿之中。
而胡适，这位曾经在新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政治立场上却逐渐显露出摇摆不定的特点。
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李大钊等曾经的新文化运动战友，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他们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试图通过革命的方式改变中国的命运。
而胡适却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持怀疑和反对态度。
他认为，革命是“暴力”的、“破坏性”的，会给社会带来动荡和灾难，主张通过渐进的改良来实现社会的进步。
他在文章中写道：“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
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共两党的合作彻底破裂，中国陷入了内战的深渊。
在这个关键时刻，胡适选择了投靠国民党蒋介石。
他认为，国民党是当时中国唯一能够维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统一的力量。
然而，他与国民党的关系却十分微妙。
他一方面接受国民党的资助，担任国民政府的一些职务；另一方面，又常常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腐败现象进行批评，摆出一副“直言敢谏、不畏强权”的姿态。
胡适这种“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做法，遭到了很多人的嘲讽。
有人指出，他之所以敢批评蒋介石，是因为他看准了蒋介石不敢杀他。
蒋介石对这帮文人确实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公开支持共产党，不阻挠自己的内战政策，就算对他有所批评，他也会“忍气吞声”。
蒋介石曾说：“这帮酸腐文人，成不了大气候，杀了他们反而会坏了我的名声。”
胡适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才敢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大放厥词”，为自己捞取“自由主义者”的美名。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悍然侵占中国东北，举国上下抗日热情高涨。
然而，胡适却发表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言论，主张“对日妥协”，甚至说“我宁愿亡国，也不抗日”。
他认为，中国的国力远远落后于日本，与其进行殊死抵抗，不如暂时妥协，争取时间发展国力，等到实力强大之后再与日本算账。
这种“亡国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人们纷纷指责他是“卖国贼”、“软骨头”。
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日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共识。
但胡适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搞了一个“低调俱乐部”，经常在汪精卫家的地下仓库里秘密聚会，指责政府的抗日主张，散布“抗日必败”的言论。
后来，汪精卫等人成为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胡适虽然没有像他们那样投靠日本，但他与这些人的密切交往，也让他的名声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１９３８年，蒋介石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希望借助他美国留学生的身份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然而，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的表现却差强人意。
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参加各种社交活动、领取荣誉博士学位上，对于争取美国援助的工作却并不上心。
据统计，胡适在驻美四年期间，共获得了１３个荣誉博士学位，但在争取美国援助方面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蒋介石对胡适的表现极为不满，他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驻美大使胡适对于彼使命与任务之成败，几乎毫不在意，此等官僚与政客，无胆、无能而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至也。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１９４２年，胡适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回到国内。
此时的他，在政治上已经声名狼藉，成为了人们批评的对象。
但他依然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继续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人民军队进行攻击和抹黑。
那么，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胡适又将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四、解放前夕：艰难的抉择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日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中国人民迎来了久违的和平。
然而，这份和平并没有持续太久，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内战的阴云再次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胡适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１９４５年国共谈判期间，国民党议员黄炎培等人到延安拜访毛主席。
毛主席得知黄炎培与胡适相识，便特地委托他和随行的傅斯年等人，代自己向胡适问好。毛主席对胡适的印象，还停留在２０年前。
１９１８年，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时，曾经听过胡适的课，还与他有过几次面对面的交流。
毛主席后来回忆，两人当时谈得很是愉快。
黄炎培等人回到重庆后，将毛主席的问候刊登在了报纸上。
胡适看到报纸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他劝毛主席“放下过去，展望未来，放弃武装，归顺党国”。
这１６个字，充分暴露了胡适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和对国民党的盲目信任。
毛主席看到信后，对胡适大失所望，认为他已经完全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于是干脆连回信都没有写。
１９４６年，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他试图在动荡的时局中维护北大的学术独立，恢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但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腐朽不堪，内战的烽火已经点燃，北大校园也难以独善其身。
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活动，胡适却站在学生的对立面，极力压制学生的爱国运动，这让他在北大师生中的威望一落千丈。
１９４８年，解放战争进入了决定性阶段，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打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北平的局势日益危急。
１９４８年底，平津战役爆发，解放军迅速包围了北平，国民党政府陷入了绝境。
为了挽救败局，国民党政府启动了一项“学人抢救计划”，旨在将国内知名的学者、专家转移到南方，为自己留后路。
胡适作为学界泰斗，自然被列入了“抢救”的名单之首。
１２月１２日，胡适接到了一封来自南京的密电，得知次日将有专机接他离开北平。这个消息让胡适陷入了极度的矛盾之中。
他内心清楚，国民党政府已经是穷途末路，留下来或许会有新的出路。
但他又对中国共产党充满了恐惧和不信任，担心自己会受到迫害。
同时，他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放不下自己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和利益。
在犹豫不决之际，胡适想到了自己的挚友陈寅恪。
他写信给陈寅恪，邀请他一同南下。
陈寅恪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与胡适同为学界巨擘，两人学术观点虽有分歧，却惺惺相惜。
然而，陈寅恪因为妻子身体欠佳、家眷未及安置等原因，未能成行。
这让胡适倍感失落。
１２月１３日，由于解放军控制了南苑机场，专机未能按时抵达北平，胡适的撤离计划受阻。
两天后，蒋介石亲自下令再次派机救援，胡适重燃希望。
但当他回到家中准备收拾行李时，却发现小儿子胡思杜不见了踪影。
胡思杜当时藏身于亲戚家，他坚决拒绝随父亲南下。
胡思杜与胡适的关系一直不睦，他对父亲亲国民党的政治立场和在关键时刻只顾自己的行为极为不满。
他认为，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了民心，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他要留在北平，见证新政权的建立。
面对儿子的决绝，胡适既愤怒又无奈。
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儿子，但胡思杜始终不为所动。时间紧迫，国民党的专机已经在南苑机场等候，胡适不得不做出选择。
最终，他带着对儿子的牵挂和遗憾，独自一人登上了飞机。
１２月１５日，在北平守将傅作义的协助下，国民党部队强攻南苑机场，胡适乘坐的专机得以起飞。
随行的还有二十余位学者，但陈寅恪最终还是没有赶来，这成为了胡适心中又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
当晚，专机抵达南京。胡适疲惫不堪，坐在飞机的座位上，脑中不断浮现出胡思杜和陈寅恪的身影。
他不知道，这一次的分离，将会是他与儿子的永别。
那么，到达南京后的胡适，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五、父子离散：不同的人生轨迹
胡适离开北平后，辗转来到南京。
但此时的南京，也早已是人心惶惶，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
胡适虽然受到了蒋介石的“礼遇”，但他内心清楚，自己已经成了国民党的“装饰品”，根本无法改变局势。
而留在北平的胡思杜，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
他对父亲的政治立场和选择更加不满，常常在公开场合批评胡适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胡思杜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自豪。
他坚信，新政权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为了表达自己对新政权的拥护，他主动放弃了父亲留下的财产，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１９５０年，胡思杜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
在学习期间，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过去的错误，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他在学习总结中写道：“我过去深受父亲胡适的影响，犯了很多错误。现在，我要彻底与他划清界限，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１９５１年，胡思杜毕业后，被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工作，担任历史教员。
他工作勤奋，教学认真，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然而，他的家庭背景始终是他心中的一块阴影。
尽管他已经与父亲划清了界限，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胡适之子”的身份还是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
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爆发，胡思杜因为“胡适之子”的身份，被划为“右派分子”。
他遭到了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利，下放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在农场里，他受尽了折磨和屈辱，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胡思杜在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期间，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父亲的思想。
他在文章中写道：“我的父亲胡适，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的思想是反动的，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羞耻，我要彻底与他决裂。”
这篇文章传到台湾后，胡适读后深受打击。
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儿子会如此公开地批判自己。
他曾对友人坦言：“我担心他在大陆无法自由表达，却未料到他会以这种方式与自己决裂。”
胡适感到无比的痛心和失望，他对儿子的爱与恨交织在一起，让他备受煎熬。
胡思杜在农场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２３日，不堪重负的胡思杜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年仅３６岁。
他的死，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悲剧，也成为了胡适心中永远的痛。
而远在台湾的胡适，在得知儿子的死讯后，悲痛欲绝。
他整日茶饭不思，精神恍惚，常常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看着儿子的照片默默流泪。
他后悔自己当初没有能够说服儿子跟自己一起走，后悔自己没有给儿子更多的关爱和陪伴。但一切都已经晚了，他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儿子。
六、胡适在台湾的岁月
１９４９年初，胡适从南京辗转来到台湾。
蒋介石对他依然保持着表面上的“尊重”，任命他为“中央研究院”院长。
但胡适在台湾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始终充满了裂痕。
蒋介石表面上对胡适礼遇有加，实际上却对他充满了猜忌和提防。
他担心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会影响到自己的独裁统治，于是对胡适的言行进行严格的控制。
胡适在“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位上，看似风光无限，实际上却处处受到掣肘，根本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
胡适在台湾依然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常常在公开场合发表一些批评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言论。他主张实行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
这些言论自然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也遭到了台湾当局的打压。
１９５８年，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的就职典礼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演讲。
在演讲中，他批评了台湾社会中的封建迷信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主张进行社会改革，为科学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这篇演讲引起了轩然大波，台湾当局的一些官员对胡适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指责他“抹黑”台湾社会。
面对台湾当局的打压，胡适并没有退缩。
他继续在各种场合发表自己的观点，与台湾当局的保守势力进行斗争。
他还支持《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办和发展，该杂志成为了台湾地区宣传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
然而，《自由中国》杂志的发展也遭到了台湾当局的阻挠和破坏，最终被迫停刊。
胡适在台湾的生活也十分孤独。
他远离了自己的故乡和亲人，身边没有多少可以倾诉的朋友。
他常常思念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和友人陈寅恪，但却无法得知他们的具体情况。
这种思念和孤独，让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４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的院士会议上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去世，享年７１岁。
胡适的去世，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台湾当局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葬礼，蒋介石还亲自为他题写了挽联。
但这一切都无法掩盖胡适在台湾的孤独和无奈。
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适的去世这样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
字里行间，充满了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而蒋介石给胡适的盖棺定论则是：“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偏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胡适的一生，是充满争议的一生。
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但他在政治立场上的摇摆不定和错误选择，也让他成为了历史的罪人。
他的故事，反映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时代浪潮中的迷茫和挣扎。
七、历史的评价
胡适去世后，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在大陆，由于他在政治上的错误立场，长期以来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胡适的评价也逐渐变得客观和理性。
人们开始认识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白话文、传播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等方面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毛主席曾经说过：“新文化运动的功劳簿上，该有他一支钢笔。”
在台湾，胡适被视为“自由主义”的象征，受到了一些人的推崇。
但他与蒋介石的矛盾和冲突，也让他在台湾的历史评价中存在争议。
季羡林曾评价胡适是一个“书呆子”，他说：“胡适先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但在政治上却显得有些天真和幼稚。他对许多关键问题的判断失误，无法充分应对复杂的社会变革。”
历史学家唐德刚则认为，胡适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和主张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他在政治上的保守倾向，也让他错过了很多机会。”
无论人们对胡适的评价如何，他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
他的思想和行为，反映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社会变革中的探索和迷茫。
他的故事，也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和思想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胡适的一生，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和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的成功与失败，他的理想与困惑，都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和研究。
在当今时代，我们应该以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历史人物，既要看到他们的贡献，也要认识到他们的局限性，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借鉴。
